伊里因科夫辩证逻辑中的真理概念

安德烈·迈丹斯基

迈丹斯基，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塔甘罗格管理与经济学院哲学与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哲学博士。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1924—1979）是20世纪少数几位继续发展对象逻辑的人之一，因而载入了逻辑学史。这种逻辑顾及人类理性所面对的事物的本性及其存在秩序。

古典的亚里士多德—经院逻辑不顾思维对象之间的差别。它的用途是监督思维的言语表达（或任何其他符号表达）与自身相符，因此同一律和禁止矛盾成了它的最高原则。这种逻辑把研究自然普遍秩序的任务交给了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反过来又积极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和建议，结果，自然秩序在形而上学家眼中便呈现为种属抽象构成的树状体系，如波菲利之树。

到了伽利略和笛卡尔时代，形式逻辑已经显然无法充当理论思维的有效方法，因为它用同一把逻辑尺度衡量本性截然不同的事物。正是在那时，人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切实帮助认识自然的新逻辑。

伊里因科夫在《辩证逻辑》中追溯了这种具体的行动逻辑的形成史。他认为，这种逻辑的根已经存在于《形而上学》中——向我们揭示斯塔吉里特最高的“客观”逻辑的，正是《形而上学》而非《工具论》。它的基本原则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心智以这样一种方式“分有”自己的对象，以至于“心智和它的对象是同一个东西”。

伊里因科夫最喜爱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最充分地发掘了这一逻辑原则的潜力。早在其哲学的第一份草稿中，斯宾诺莎就以最彻底的方式断定了思维的客观性：我们自己从不对事物肯定或否定什么，而是事物本身在我们之中对自身有所肯定或否定¹。黑格尔后来会说，真正的认识要求人“委身于对象的生命”²。青年马克思则把理性称为“精神的普遍谦逊”，它按照每一事物的特殊本质来对待该事物³。

伊里因科夫延续了逻辑科学中的这一历史传统。他断言，思维的性质并非由大脑或我的“自我”的特殊构造决定，而是由我们所思考的对象决定。人之所以有理性，就在于他依照事物的逻辑行动。“思维”无非是明智地对待每一个对象的能力（“本领”），也就是按照对象自身的本性来对待它的能力⁴。

理性并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利己的”逻辑；它同自然本身一样普遍。完整描述思维的行动图式，就等于建立作为思维对象的宇宙的精确模型。

思想与对象相一致，通常就叫作“真理”。然而，斯宾诺莎认为，这种一致只是真理的“外在标志”⁵。通常的真理定义对于真理本性的表达，并不比柏拉图所谓“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对于人的本性的表达更多。当然，“真观念必定与它的对象相符合”——对斯宾诺莎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公理⁶。这一标志确实为一切真思想所具有，但使思想成为真的却绝不是这一标志。错误观念也总是同某种实在的东西相符合。

斯宾诺莎不是在思维彼岸，而是在思维内部寻找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真理不需要同事物比照，它自己证明自己：“veritas sui sit norma”——“真理是自身的标准”。例如，某位工匠形成了一座建筑物的观念，即使这一观念的对象从未存在过，也就是无论这座建筑物是否建成，这个观念都可能是真的。反过来，如果有人在并不确知的情况下断言彼得存在，那么即使彼得确实存在，他的思想也不是真的⁷。可见，观念自身之中具有某种实在的东西，正是它使真观念区别于错误观念。斯宾诺莎把观念的这种“客观本质”称为确定性⁸。

伊里因科夫出色地发展了知识的内在确定性这一主题，从而消解了把知识与对象相互对照这一无法解决、甚至荒谬的任务：“还需要专门同对象相互对照的‘知识’，根本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知识，而只是一种幻象，只是知识的替代品……这里发生的根本不是对对象的掌握（而知识除掌握对象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内容），而只是对有关该对象的语句的掌握，是用对知识言语外壳的掌握取代了知识。那种幻象的根源正在这里，后来正是在这种幻象的土壤上，产生了把知识与对象‘相互对照’这一独特的、实质上荒谬且非理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由于自身的性质不可能有、也不会有合理的解决办法。”⁹

这并非因为对象本身不能被认识主体感知——康德是这样认为的，而是因为需要以特殊的检验操作把自身同对象相互对照的“知识”，是关于对象的虚假知识或伪知识。它只是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中对该对象的知识。“致命的差别就在这里。人看见并认识对象的时候，远比他以为的少。多数时候，他在对象中看见的只是自己从别人言语中知道的东西，因为他实际上根本没有接触过对象本身。”¹⁰

知道桌子是什么的人，无须用经验事实来“验证”自己的桌子概念。如果一个人只是知道了“桌子”这个词，却没有桌子的概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此时，“验证”问题的确会出现。斯宾诺莎也从各方面强调言语知识与概念知识、形式知识与对象知识之间的原则差别。只有那种把思想的言语表达叫作“概念”、却对概念本身——“心灵无须词语或在词语之外对事物所具有的概念”¹¹¹²——毫无概念的人，才会觉得事物本身与它的概念之间隔着鸿沟。斯宾诺莎把听闻所得（ex auditu）视为认识对象的最低级、不充分的形式，并把词语与概念的混淆视为最严重的谬误和空洞争论的根源。

在逻辑学中，这种混淆必然导致怀疑主义，导致它断言真理不可能被认识、“自在之物”无法以概念形式表达（实际上，这里所谓的概念是伪概念，是唯名论逻辑冒充概念的言语抽象）。伊里因科夫写过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始自他的第一部著作¹³；其中有整整一节《论表象与概念的关系》，专门批判形式逻辑教科书称为“概念”的那种词语与思想的抽象混合物。

这种逻辑把词语（“项”和“谓词”）以及由词语构成的陈述（“命题”）当作概念，而这种概念应当与之相符合的对象则是经验事实。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它的“后实证主义”自我批判，正是在把真理形式地理解为“得到验证的命题”的基础上产生的。

对伊里因科夫来说，陈述和事实不过是同一片抽象田野上结出的果实：经验抽象。任何抽象都只有在背后有对事情实质、对该对象存在的普遍规律的具体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在抽象中“透现”出来时，才有价值。陈述的真，并不取决于它同事实相一致，而取决于该陈述和这些事实中所呈现的概念的品质。

“新的事实、新的感性材料并非印在空洞意识的‘白板’上，而总是被已经发展起来的意识所感知，同时经由先前积累的整个知识体系、整个概念和范畴体系的折射。因此，相对于每一个新近为感官所感知的事实，发达的概念体系都表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这一领域的能动性已经体现在对事实的选择本身——更不用说对事实的理论解释了。”¹⁴

事实的陈述可以更准确，也可以不那么准确，但真理不只是单纯的准确。事实也同陈述一样，有“聪明的”，也有不那么聪明的：有些事实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另一些则空洞无用，无助于理解对象。“聪明的”事实是微型概念。在科学中，事实带有理论性：在一种理论框架内被视为事实的东西，在另一种理论看来可能只是纯粹的假象或幻觉（例如牛顿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因此，在理论之争中，事实绝不可能充当不偏不倚的裁判。

后来，伊姆雷·拉卡托斯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科学哲学家”中，他是唯一得到伊里因科夫尊重的人。经验事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科学理论，因为理论根本不是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来的。恰恰相反，拉卡托斯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本身应当产生事实——发现或预言先前未知的自然现象。

不过，对伊里因科夫来说，重要的与其说是事实的新颖性，不如说是它的理论意义。关键在于，这一事实能够怎样帮助理论发展。有些事实有助于理解对象的本性，另一些却只会妨碍这种理解，把思想引向一旁，使之转到细节和偶然事件上。如果一个陈述同事实严丝合缝地相符，而这个事实本身却是“外来的”——对于思维对象并不具有本质意义，那么在对象逻辑中，这个陈述的“真值”（truth value）就等于零，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负值，因为它阻碍人们认识对象。

用抽象这把手术刀，把表征研究对象的本质事实和陈述同那些由该事物与不同本性的事物相互作用而造成的次要事实和陈述分割开来——这每一次都是认识的具体任务。伊里因科夫把在解决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称为“具体的抽象”¹⁵。

“每个概念（如果它确实是一个发展完备的概念，而不只是以言语固定下来的一般表象）都是具体的抽象，无论从旧逻辑的观点来看，这一命题听起来多么‘自相矛盾’。在概念中得到表达的始终是‘事物’（即由感性经验确认的事实），但所取的是该事物的某一‘属性’；当该事物作为特定的、相互作用的事物（事实）体系的要素时，这一属性为它所特有。[…]脱离事物同其他事物的任何具体关系体系来考察的事物，也是一种抽象——它绝不比脱离事物及其物质载体、作为特殊对象来考察的‘关系’或‘属性’更好。”¹⁶

形式抽象所把握的只是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特征，概念所固定的则是事物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各个环节所具有的独特而具体的相互联系，或者用黑格尔常说的话，固定的是它们的“总体性”。起初彼此分散的事实仿佛“长合”为一个具体的整体（例如，苹果落地、海洋潮汐和行星运动在“万有引力”概念中长合起来）。真的东西是整体：“Das Wahre ist das Ganze”。具体性既是客观的标准，也是衡量思维之真的“内在的”、内在固有的标准。

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同辩证逻辑的所有其他范畴一样，既是思维的形式，也是现实的形式。伊里因科夫强烈反对把“抽象的东西”解释为思想中的、撇开差别的一般东西，而把“具体的东西”解释为个别的、感性直观的东西。在辩证逻辑中，“抽象的”意指“未发展的、片面发展的”以及“孤立的、同整体割裂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既是任何“有机整体”历史地自我发展的形式，也是对完整对象作理论认识的方法。

任何具体事物的历史，都始于它在实践中从自己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力求（即斯宾诺莎所谓 conatus）尽可能充分而多样地实现蕴藏在自身本性（实体）中的潜能。随着对象的这种现实具体化不断进行，它便向充分的认识敞开。真理是关于具体的东西的知识，是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整体把握为“多样性的统一”。

关于这样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上升到具体”、从而上升到真理的方法和形式，伊里因科夫在其副博士论文（1953）和第一部著作中作了论述；后者以《具体是发展中的矛盾》一节收尾。真理是得到解决的、“扬弃了的”矛盾——这是真理最具体的逻辑规定，不同于把真理定义为思想与对象相一致的抽象形式定义。辩证逻辑是解决客观矛盾的方法。

形式逻辑所处理的矛盾，是由于不经心或草率地运用概念而产生的。这类矛盾可以而且应当消除。但可以相互否定和相互消灭的不只有概念；事物本身——完全实在的“主体”——也能够这样做。

形式的、虚假的矛盾应当从思维中排除，现实的矛盾则应当得到解决。

遇到矛盾时，首先必须弄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错误推理的后果，还是对真实事态的描述？这两种解释中，首先要检验的是前一种。思想转身后退，依次逐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行动，直到问题的设定（即数学家所谓的“已知条件”——题目的条件）为止。如果这样的检验没有发现错误，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现实的、真实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思维应当研究的便不再是自己的行动和陈述的形式，而是自己的对象。矛盾存在于对象中，而不在我们之中。对象本身应当向我们提示解决那个以矛盾的逻辑形式固定下来的问题的方法。

“辩证法恰恰在于，我们清楚而明确地表述‘矛盾’，使它达到完全尖锐、表达完全清晰的程度，而后为它找到现实的、具体的、直观呈现于对象中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总是通过发现一个新事实而实现的；在这一事实的构成中，我们先前揭示的‘矛盾’既同时实现，又得到具体解决。”¹⁷

拉卡托斯独立于伊里因科夫、循另一条道路也会得出近似的结论：“现实的矛盾”和发现“新事实”，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的两种属性。“所有令我钦佩的研究纲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全都预言了新事实，预言了那些曾被认为不可想象，或者确实同先前的或竞争的纲领相矛盾的事实。”¹⁸

不过，在拉卡托斯那里，新事实只是证明了理论的启发力，哈雷预言彗星的例子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哈雷去世多年之后，彗星出现在计算得出的地点，并没有使“研究纲领”变得更真。即使这位科学家的计算是错误的，也不会推翻牛顿天体力学。理论产生事实，但理论本身并不是由事实产生的。拉卡托斯那里不存在理论与事实具体的、“有机的”统一。

伊里因科夫的辩证逻辑则不同。在这里，事实被赋予开启真理之门的钥匙这一角色。寻找一个同矛盾这把“锁”严丝合缝的关键事实，是建立理论的唯一方式。在伊里因科夫本人看来，处于矛盾情境中的思维就像一个断开的电路。一端积聚着正电荷，另一端则积聚着负电荷。必须找到能使张力释放的条件。我们试着用一片玻璃或木头接通两端——没有电流，张力依然存在。但只要用一块金属做同样的事，就会……

客观矛盾的扬弃，是通过在对象的经验历史中找到某个使这一对象得以产生的具体事实或条件 x 而实现的。自然本身就是这样行动的，它“综合”出越来越多的新型存在物和现象。辩证思维追踪世界的这一演化过程，查明某种新生本质（在矛盾的阵痛中）降生的条件。

而没有得到解决的矛盾则会毁灭事物。事物若不是由于不可克服的矛盾，又会因为什么而消亡？矛盾不只是诞生的形式，也是死亡的形式。它集一切存在者的刽子手和助产士于一身。矛盾之所以是矛盾，正因为它把对立面结合在一起。

伊里因科夫认为，“承受矛盾的张力”并为矛盾找到具体的解决形式的能力，是思维教养即“智力”的标志。一个人若对现实矛盾视而不见，碰到矛盾便茫然失神或歇斯底里，那么称他为愚蠢是恰如其分的。

对于那些要求在理论思维中禁止一切矛盾的逻辑学家，上述说法同样成立。他们声称，矛盾只存在于“言论”中，事物本身并不矛盾。最令人惊讶的是，禁止思考事物中的矛盾，通常竟以一门完全撇开陈述之“事物性”内容的科学的名义宣布。形式逻辑对于现实事物的了解，并不比算术对于地球上有多少只兔子的了解更多。

如果某种理论遭到失败并成为历史，那并不是因为它被经验事实“证伪”（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它应对矛盾不如竞争理论。“不建立一个更好的理论来取代它，就不可能推翻一个理论。”拉卡托斯说道。然而，在预言新事实方面占有优势，足以使一个理论被视为更好吗？对伊里因科夫来说，这还不够。“更好的理论”必须比先前的理论更具体。它不是简单地把先前的理论推到一旁，而是继承它、把它吸收到自身之中，使它成为自己的一个抽象环节，成为二者共同对象的一个“特殊情形”。只有当一个“研究纲领”能够吞并并同化自己的直接竞争者时，它的优越性才能被视为得到证明。

真理诞生于对谬误的克服之中。如果我们不只是摒弃谬误，而且弄清了它的原因，明白了自己先前究竟错在哪里，那么谬误就由此转化成了真理。而且是绝对真理，因为这一谬误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扬弃。

同真理不同，谬误并不是绝对的。任何谬误都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只不过这些事实不足以理解事情或对象本身的实质。人若根据不适当的事实作出判断或采取行动，就会陷入谬误。“因此，谬误只从这样的地方开始：人们赋予仅在有限范围内正确的行动方式以普遍意义，把相对的东西当作绝对的东西。”¹⁹伊里因科夫也是从斯宾诺莎那里获得这一教益的；他把斯宾诺莎对真理与谬误之别的理解称为“深刻的”和“原则上正确的”。

当我们把关于对象的抽象的、片面的知识当作具体知识时，谬误就产生了。真观念在驳倒错误观念时，并不把它们当作无用之物抛弃，而是确定那些被“扬弃”的观念曾经完全正确的现实界限。通过指明某个错误观点的真理性界限，我们就把抽象观念转化为具体的、亦即真实的观念。爱因斯坦划出了力学定律真正的真理性界限，摧毁了力学对于真理绝对完满性的要求；他并没有推翻这些定律，而只是使其更加精确和具体。可以说，正是由于爱因斯坦，牛顿力学才从相对真理变成了绝对真理。

真理和谬误都表达客观现实，它们是客观现实在人类思维中得到表达的两种对立形式。在伊里因科夫的辩证逻辑中，现实与思维之间没有丝毫缝隙。思维被理解为现实自我表达的观念形式，被理解为现实自身的属性。

可是，这种现实本身是什么呢？对伊里因科夫来说，它是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是同时改变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社会历史实践”。这种现实的内容越丰富，人类思维就越具体，因而也越真实。“思想与现实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同一化（即作为行动、作为活动、作为过程，而不是作为僵死状态的同一性）。”²⁰

当然，这已经不是斯宾诺莎式或黑格尔式的思想转折，而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转折。实践活动不同于感性直观和“经验”（在康德的意义上），它所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自在”的事物。它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和人的需要改造事物。对象动作使外部事物主体化，并使与之相应的意识“现象”客体化，把这一现象表现为事物，从而消除知识与事物的差别。知识成为事物自身本性得到表达的能动形式。

对于这种“在实践中为真”²¹的知识来说，同对象相符合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因为这种知识完完全全产生于对象，是人的活动从对象中提取出来的。既然一个人不是从别人的言语中、而是在能动地使事物“解除对象化”的过程中获取知识，那么事物本身就是知识确定性的来源，也是自身观念之真的保证。“如果出发点是对对象的现实行动，并伴以对行动方式的观察（‘反思’），那么[…]知识对于人而言便正是关于事物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处于事物之外、还需要以某种方式同这一事物‘接合’、‘应用’于这一事物并为此采取某些特殊行动的特殊结构……

认识对象——却不会把这一知识（关于对象的知识！）同对象相互对照？！这种悖谬处境其实产生在这样的时候：人实际上并不认识对象，而是知道某种别的东西。什么东西？有关对象的语句。词语、术语、公式、记号、符号，以及它们在科学中沉淀下来的固定组合，被人们掌握（背诵）来取代关于对象的知识——它们成了存在于现实之上和现实之外的特殊对象，成了特殊的客体，成了由观念的、抽象的、幽灵般的‘对象’构成的特殊世界。”²²

例如，波普尔的“第三世界”就是如此，其中居住着“语言实体”²³。当知识和事物被解释成两个原初不同的“世界”时，把知识同事物相互对照的问题才会产生。现实（第一号“世界”）对知识而言成了彼岸的、超验的世界，而理性存在者（第二号“世界”）则被赋予在观念与事物之间建立对应的媒介角色。真理如同伊壁鸠鲁的诸神一样，栖身于这些“世界”之间。波普尔把真理视为一个纯粹相对的概念，彻底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这并不奇怪。然而，正如伊里因科夫的一位学生谢·马列耶夫机智地指出的那样，没有绝对真理的相对真理，就像没有南极的北极。荒谬。

至于把真理形式地定义为知识与事物相符合，它所固定的只是“真理”一词的含义。这一定义中没有任何关于真理是什么的概念，也就是没有具体理解，所以它本身既不真也不假。释义词典里的任何其他一行文字也同样如此。可是，一个人如果把这一名义定义当作真理概念，他由此得到的就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错误概念。说得更准确些，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真理概念，只有一种错误的表象，以为自己有真理概念。安徒生童话中的国王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他赤身裸体地四处游走，却确信自己穿着某件衣服。

在辩证逻辑中，知识和事物并不居住在不同的“世界”中，而是居住在唯一的同一个世界中。它们是同一实体——人的活动——的两个方面、两种“属性”（观念的和物质的）。伊里因科夫及其对象性的行动逻辑所坚持的正是这一点，它不同于形式的言语逻辑。辩证逻辑中的真理定义是：真理是通过解决对象的客观矛盾，上升到关于对象的具体知识的过程。

注释

参见 Б. Спиноза：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第1卷，莫斯科，1957年，第139页。 ↩
Г. В. Ф. Гегель：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я духа，莫斯科，2000年，第33页。 ↩
参见 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Сочинения，第1卷，第7页。 ↩
参见 Э. В. Ильенков：Школа должна учить мыслить，莫斯科、沃罗涅日，2002年，第86页。 ↩
参见 Б. Спиноза：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第1卷，第403页。 ↩
同上，第362页。 ↩
同上，第343页。 ↩
同上，第330页。 ↩
Э. В. Ильенков：Школа должна учить мыслить，第80—81页。 ↩
同上，第84页。 ↩
Б. Спиноза：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第1卷，第139页。 ↩
比较：《伦理学》第二部，命题47，绎理：“的确，大部分错误只在于我们把名称错误地用于事物……大部分意见分歧由此产生，即或者由于人们错误地表达思想，或者由于他们错误地解释别人的思想。” ↩
这部手稿写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作者版本直到该世纪末才出版（参见 Э. В. Ильенков：Диалектика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мышлении，莫斯科，1997年）。 ↩
同上，第187页。 ↩
这个颇具辩证意味的措辞，可能是伊里因科夫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例如，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希腊精神被称为“die konkrete Abstraktion”（参见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Hrsg. G. Lasson. Hamburg, 1923. S. 570）。 ↩
Э. В. Ильенков：Понимание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и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в диалектике и формальной логике，载《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логика. Формы мышления》，莫斯科，1962年，第208页。 ↩
Э. В. Ильенков：Школа должна учить мыслить，第28页。 ↩
I. Lakato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P. 5. ↩
Э. В. Ильенков：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莫斯科，1974年，第42页。 ↩
Э. В. Ильенков：Вопрос о тождестве мышления и бытия в до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载《Диалектика — 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очерки》，莫斯科，1964年，第51页。 ↩
马克思的用语：“praktisch wahr”（参见 Marx/Engels. Werke. Bd. 13. S. 635）。 ↩
Э. В. Ильенков：Школа должна учить мыслить，第84、86页。 ↩
参见 K.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L., 1972. P.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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