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因科夫事件”与“季诺维也夫事件”

© 2017

叶·埃·伊列什

祸患未醒，莫去惊动

所谓“首段法则”，就是把首段（请原谅这种矛盾说法！）删掉。这个古老的编辑诀窍是我那位当记者的丈夫教给我的——他说，开门见山，就得一把揪住牛角。本文的开头已经被我删掉过不少，但看来还是少不了几句预先说明。

这份材料没有收入我同弗·亚·列克托尔斯基、安·德·迈丹斯基以及已故的伊·阿·拉斯金共同出版的那本书[5]。书中收录了青年埃·瓦·伊里因科夫¹此前未曾发表的文章和报告，此外还有关于他的第一本书出版过程中那段戏剧性历史的文献材料[6；7]。事情大致是这样：当时尚未在莫斯科出版的《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手稿落到了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手中；不巧的是，这家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了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若非如此，事情或许也就过去了——该出版社原本被视为共产党人的出版社。但《日瓦戈医生》却殃及了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父亲不得不经受党内层层审查与折磨。

在这里所述的事件中，伊里因科夫的挚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²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可以证明，他的确是朋友，而且是亲密的朋友。“萨沙叔叔”常来我们家，大概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至少，他在1965年结识了后来那位年轻的妻子奥尔加之后，曾带她来过我家。此后，伊里因科夫与季诺维也夫分道扬镳。不过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一直抵挡不住一种诱惑：把这两个朋友在两种几乎相同的处境中的表现比较一番——1958年的“伊里因科夫事件”（《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³）与1976年的“季诺维也夫事件”（在国外出版的《裂开的高地》[1]）。不过我们最终决定，不让那本书负担过重，也不超出它的年代范围。

我很失望，却也不得不同意。况且现在我也明白，我的文字确有激情过度、个人动机掩饰不佳的毛病。我努力去掉了激情，但动机还在——问题在于，亚·亚·季诺维也夫在其自传体著作《一个叛离者的自白》（1988）[3]中，对昔日的朋友提出了一项险恶的指控。本文实质上要谈的正是这件事。不过生活表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昔日大学和研究所圈子里读过这部《自白》的人并不多——至少，在陆续出版的苏联哲学往事回忆中，季诺维也夫和伊里因科夫的名字几乎总是并列出现，也几乎总是处于和平的语境，除非把争取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胜利的斗争也算作战争[例如见16]。所以，要不是发生过一个插曲，也许确实不该惊动这场祸患。

叶莲娜·埃瓦尔多芙娜·伊列什——心理学副博士、记者（莫斯科）

本文得到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编号17-03-00160а：“整理出版哲学家档案中埃·瓦·伊里因科夫六七十年代未刊著作”。

形象的演变（本图及以下三幅画）：从友善的速写漫画到恶意的讽刺画。改变的不仅是埃·瓦·伊里因科夫的形象，画家亚·亚·季诺维也夫看待世界的方式显然也变了

有一次，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几名学生来找我，他们打算拍一部关于父亲的影片。我问他们，系里还读不读伊里因科夫，对他有没有兴趣？年轻人对这个简单的问题答得闪烁其词，但透过他们尽量委婉措辞的努力，意思还是听得出来：兴趣不大，因为大家认为他是告密者（！）。得知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不久，我的朋友伊利亚·阿纳托利耶维奇·拉斯金在网上发现了季诺维也夫讲课的录像；他结束多年海外巡游返回俄罗斯后，曾给学生们上过这些课。现引述如下：“伊里因科夫是谁，你们知道。现在人们把他捧得很高……他至少写过十来封告密信检举我。”[10]

好一个“萨沙叔叔”。祸患再也不安静了……

隐讳法

在分析《一个叛离者的自白》的内容之前，我先谈几句这本书的优点，以及书中呈现给读者的作者形象。不同于另一些作品——慷慨的评论家把那些作品同著名幻想大师弗·拉伯雷或乔·斯威夫特的创作相提并论——《自白》是一部十足的现实主义自传体作品，其中事物大多直呼其名，人物使用的也是自己的真姓，而非虚构姓氏。至于作者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目标坚定、成功克服了许多生活困难与考验的人。他身具多种才华，其中还包括不可磨灭的幽默感。这一整套最值得称道的男性品质，或许被某种傲慢（作者本人写道，他以“乔装的王子”的姿态居高临下地看待人和人的缺点）以及——说来令人遗憾——谦逊的完全缺失所抵消⁴。

隐讳法是一种众所周知、具有双重用途的文学手法：作者或者想让读者自行猜出被隐去的是什么，或者相反，力图向读者隐瞒某些东西。显然，季诺维也夫讲述大学时代或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岁月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避开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当时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太多了。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伊里因科夫第一次在书中出现时是在“画外”，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提。

情节是这样的：亚·亚·季诺维也夫写了一篇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告密者（按作者的说法，是褒义上的告密者），题为《义务的故事》。作者决定把作品拿给专业人士看：“我把一个副本交给了康·西蒙诺夫，另一个交给作家瓦·伊——一位大学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3，第251页]；“作家瓦·伊认为这篇小说在意识形态上有问题”[同上，第252页]。季诺维也夫最初的文学尝试就此终止。但我们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作家瓦·伊”显然就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伊里因科夫，当年颇有名气的作家、斯大林奖得主。至于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他被隐藏在“大学朋友”这个代称背后。某些原因妨碍作者说出：那些年他与我父亲交情极深，常来家中，认识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的父母，也是他们在佩列杰尔金诺乡间别墅的常客。

那是两人的大学时代，即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当时，伊里因科夫这个人物以及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发挥的作用，根本不可能不被注意。然而这里同样运用了隐讳法：“1948年，系里举行了一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互关系的讨论。‘辩证逻辑’这个说法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出现过几次。在全国普遍活跃的环境下，一些热心人冒了出来，决定借这几个字表现创造性的革新。这也是当年苏联哲学的典型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范围内进行创造。”[同上，第268页]

人们不能不从这段引文中看出对伊里因科夫的挖苦：他在这里被隐去姓名，化作“热心人”，还在背后被指责为原始的引文崇拜者。

在《转向逻辑》一章中，他再次谈到同一件事：“辩证唯物主义的智识水准也不高。……因此，从大学三年级起，我便开始研究逻辑，并打算专攻这个方向。何况逻辑当时被视为一门非党性的科学，符合我无党无派、远离政治的状态。”[同上，第267页]这一次，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请读作——还是那个伊里因科夫）被指责的竟然是智识水准不高。

不过，1950年代初哲学系里风起云涌的生活，特别是先做研究生、后任教师的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无法完全忽略[详见9]。作者的确不得不把这件事简略地告诉读者，却仍然没有姓名，也没有细节：“在我们系里，这种普遍趋势表现为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发动的一场独特反叛；他们反对低下的哲学文化水平，反对哲学中的停滞，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管怎样，这是一场反叛。”[3，第270页]我们可以确定地在“青年教师”中找到伊里因科夫。

看来只得作出如下推测：作者在描述哲学系求学时期时如此广泛地运用隐讳法，是为了不让任何事件同季诺维也夫眼中当年最重要的事件——他自己的学位论文答辩——形成竞争。《学位论文》一章写道：“我的论文给许多学生和研究生留下了强烈印象。论文被复制了许多份。这件事由格·谢德罗维茨基组织，当时他是我的追随者。……以我论文中的思想为基础，一个小组形成了。除谢德罗维茨基外，组内还有格鲁申、马马尔达什维利等人，但几年后小组解散了。”[同上，第272页]

接下来，朋友伊里因科夫第一次被提及：“我的多数熟人都把斯大林之死当作真正的悲痛来承受。我当时的朋友埃·伊里因科夫痛哭流涕，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与此同时，他正准备同大家一道揭露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同上，第275页]

伊里因科夫究竟哭没哭，已经没有证人了。但重要的是语境：到了1988年（《自白》写作之年），哀悼斯大林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带有负面色彩，尤其是同作者本人反复宣称的反斯大林主义（还可追溯到战前！）相比。于是，读者受邀比较两位朋友的远见与才智；很显然，作者意在让比较结果对伊里因科夫不利。

接下来，作者解释自己终究为何加入了党，称这是服从某些更高的考虑：“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我同В·格罗马科夫谈过一次话，当时他是系党局书记。他说，我应该入党，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我的反斯大林情绪⁵可能对国家有益……他是给我写介绍信的人之一。另一封介绍信是亦友亦敌的埃·伊里因科夫写的。”[同上，第310页]

“亦友亦敌”这组对立语在这里首次出现。眼下它还没有解释，也没有任何依据。解释和依据将在下文出现。

而我们该考察下一种文学手法了。

夸张

1974年，科学院成立纪念年。为此，各研究所获得了推荐本单位主要工作人员获颁勋章和奖章的权利。季诺维也夫在书中写道：“我甚至因科学院周年纪念而获颁一枚奖章。本来推荐我获得勋章，但中央委员会降低了奖励等级。……对我而言，这枚奖章是一种侮辱，我本想拒绝。……我立即把奖章扔进了垃圾桶。但就连这点可怜的施舍也引起了嫉妒和恶意……”[同上，第438页]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自白》开头便承认，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档案。他一生辗转漂泊，不可能保存下任何纸张和文件。在这方面我比较幸运：我有文件副本。

这里有一份1974年2月26日哲学研究所党局、所领导和工会委员会联席会议的记录[11]。议程第一项是“为纪念苏联科学院成立250周年，向本所工作人员颁发勋章和奖章”。共有10人获推荐：两人被推荐授予劳动红旗勋章（其中包括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那年他年满50岁），一名女工作人员被推荐授予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七人被推荐授予“劳动英勇”奖章（其中包括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伊里因科夫没有得到勋章；至于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曾经获得推荐这件事，我也是从档案文件中才得知，家里从未谈过这个话题。看来，恰恰是伊里因科夫在某一级——究竟是哪一级，我就不知道了——受到了处理。不过，父亲一生对奖励和头衔都漠不关心。他甚至不愿答辩博士论文；母亲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包办了所有奔走与技术工作，简直是逼着他走上答辩席的。

至于季诺维也夫所说自己的奖励等级“被中央委员会降低”，我们有权把这项说法视为夸张，也就是有意的夸大。

伪造

当然，伪造并不是文学手法。在这里，它是对我父亲提出的一项指控（而且是极其严重的指控）。季诺维也夫写道：“有一次，《消息报》编辑部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文章已被采用。我从未向这家报纸投过任何文章。有人以我的名义炮制了这篇卑劣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我猜这是我以前的朋友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干的。他可能把这当成玩笑；我们过去经常互相开这种玩笑。但这个玩笑超出了戏谑的界限。我的猜测基于一点：他写给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谈论我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公开信，在文风上同《消息报》上‘我的’那篇文章很相似。我要求对这起伪造事件展开调查。但在费多谢耶夫的指示下，事情被压了下去。”[3，第415页]

这段引文没有日期，没有名称，也没有解释。指控建立在假设之上：“有人炮制”“我猜”。但目的已经达到——阴影已经投下。文中还提到某些“公开信”，同样没有任何详情。阴影变得更浓了。不过我要指出，“公开信”与“告密信”之间有着极其重大的差别。

写完《自白》许多年后，即21世纪初，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大学的一次讲课中再次讲起这个故事[10]。这一次，讲述者对伊里因科夫的作者身份已毫不怀疑；此外我们还得知，只是当年的哲学界领导阻止了季诺维也夫诉诸法庭。“伪造”插曲之前有这样一句话：“伊里因科夫是谁，你们知道。现在人们把他捧得很高……”[同上]。伊里因科夫去世不知已有多少年，他的声望却仍在困扰季诺维也夫。一个实质上微不足道的故事，再次被吹成恶意打压和迫害的规模。

这里真正属于伪造的究竟是什么——是那篇“卑劣的文章”，据说伊里因科夫想借它给反马克思主义者季诺维也夫⁶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污点；还是这个毫无任何证据支持的故事本身？对此我自有看法，但不打算强加给任何人。

隐喻

现在该谈谈季诺维也夫对我父亲提出的最严重指控了——写过许多告密信：“在行为上，我可以允许自己做许多实际上不准别人做的事，例如不做马克思主义者、同外国人交往、在西方发表作品；我讲课、公开发言和私下交谈时，都‘仿佛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和党根本不存在’（这句话出自当年我的亲密朋友、同时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埃·伊里因科夫写来检举我的一封告密信）。”[3，第399页]

值得注意的是，“告密”一词在《自白》中出现了54次，远远多于“逻辑”或“哲学”。从文本来看，告密伴随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一生，他在人生每次转折之后似乎都能看到告密。按照《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词典》的解释，“告密，是指私人向主管当局报告某人所犯罪行，以促成司法调查”。从这部旧制度时代的百科全书问世以来，“告密”一词在我们的意识中已经裹上许多骇人的联想：“阿洛伊济·莫加雷奇”“诽谤”“镇压”“克格勃”“古拉格”——这串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在当今公共意识中，被指控告密的人已被烙上污名；正派人中没有他的位置，他的名字理应被人遗忘。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局、所领导和工会委员会关于推荐工作人员获奖的联席会议记录（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全宗2501，目录1，卷宗75，第15页）

“他至少写过十来封告密信检举我。”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大学讲课将结束时随口扔下这句话[10]。

亚·亚·季诺维也夫怎么可能知道有“十来封告密信”？真正的告密毕竟是“暗夜里”的事情，是不公开的，是秘密的。

答案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告密者本人告诉受害者，是自己检举了他。我们应当承认，这不大可能。

另一种可能是，告密信的收件人把它们告诉了受害者。在我们这一连串联想中，收件人不是党的上层（比如中央委员会某个意识形态部门），就是“机关”（说得直白些——克格勃）。在这里，我们将不得不假定季诺维也夫同告密信收件人有相互信任的联系。还是放过季诺维也夫，舍弃这种说法吧。

还剩一种解释。在我看来，这是最可信的。我们遇到的又是一种文学手法，即隐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任何以书面形式表达的对其理论观点的异议都称为“告密”。确实，如果只说“伊里因科夫同我争论，口头和书面上都同我论战”，那就毫无锋芒，枯燥乏味；不仅如此，还必须诉诸理论论据。亚·亚·季诺维也夫却根本不用论据：“有人问我，说我低估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这是否属实。我说，这不属实。……如果一个人低估某种东西，他毕竟还是以某种方式评价了它。而我对所谓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只有蔑视，认为它是江湖骗术。”[3，第415页]

季诺维也夫还在研究所工作时就允许自己发表这类嘲弄言论，伊里因科夫不可能不予回应。而且我要指出，他的行动始终公开。

父亲的档案中有一张单独的纸——可惜既无开头，也无结尾和日期。但显而易见，谈的是季诺维也夫的观点。这样的文字像不像告密，我请读者自行判断。

“……但出于某些原因，他〔季诺维也夫〕不愿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这里想出什么‘非平凡’的东西。

“出路找到了。我们的主人公在某个美好的日子宣布（如果他将来有传记作者，就由他们查明准确日期）：他过去认为‘显而易见’和‘平凡’的一切，从此都应视为虚构。问题一下子便解决了。辩证法？——虚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命题？——虚构。矛盾？——虚构。这一切同逻辑毫无关系。逻辑规则同现实世界毫无关系。它们只是‘操作陈述和术语’的规则。其余一切都来自魔鬼。

“这一切并没有多少原创之处——仅有的原创，是他在一个新实证主义毫不流行的国家里宣扬新实证主义那些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时表现出的勇气。仅此而已。

“正是这种勇气令某些人格外欣赏，因为新实证主义对‘逻辑’的解释毫不含糊地同被理解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这在全世界都不是秘密）。

“亚·亚·季诺维也夫的著作在某些圈子里广受欢迎，并无其他奥秘。让这位哲学家‘才华’的仰慕者向世人解释吧：他的著作为逻辑学这门科学增添了什么新东西？季诺维也夫究竟在这门科学中‘发明’了什么？让他们至少说出逻辑学中的一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即便没有解决，至少也曾清楚地提出过。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听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的建议，‘不要把解决无解问题的能力归到研究者身上’。”[2，第11页]

为什么亚·亚·季诺维也夫如此执着地使用这个恶毒且意味深长的隐喻，甚至在我父亲去世多年之后仍不罢休？为什么他如此渴望把“告密”这个卑劣的词牢牢钉在伊里因科夫的名字上？答案或许可以到两位昔日朋友的理论分歧中寻找。但不知为何，我觉得在这里进行心理学鉴定会更加恰当。

“伊里因科夫事件”：1958年

现在还是来看看，这两个“亦友亦敌”的人在近乎镜像的处境中各自表现如何。

在以伊里因科夫的罪行——把书稿交给国外出版社——为主题的党内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发言六次。下面是几段引文。

亚·亚·季诺维也夫谈在《哲学问题》发表关于卢卡奇的文章：“党员大会休会时和会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对他说，他在这件事上完全错了，卡马里⁷在这里完全正确，伊里因科夫应当以卡马里为榜样。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这样说过，索科洛夫这样说过，维克托·彼得罗维奇也这样说过；大会结束后，大家办墙报时还是这样说。伊里因科夫身上总有某种必须挫掉的顽固。他听取了劝告，最后承认自己做错了。”[15，第214页]（斜体为我所加。——叶·伊）

亚·亚·季诺维也夫谈埃·瓦·伊里因科夫流传到国外的手稿：“至于寄往意大利的手稿——这件事对所有人都像晴天霹雳。如果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当时同我们商量过，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严肃的事情需要征求意见，这是事实。我敢肯定，整个研究室都会向他施压，事情便会是另一种结果。”[同上]（斜体为我所加。——叶·伊）

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生伊里因科夫，1940年代末

亚·亚·季诺维也夫谈政治警惕性的丧失：“……事实仍然是事实：过去几年削弱了青年人的政治警惕性和坚定性。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许多外国人曾到访我们这里，人们谈到把自己的文章寄往国外，互相交换文章。我认为这也产生了影响。我不想说那是一段糟糕的时期，当时取得了重大的积极成果。但有些方面确实做过了头，这也产生了影响；显然，人们失去了对后果的责任感。这是我的真诚信念。

“至于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我非常了解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忠诚，忠诚到了骨子里。如果他确实做了什么不对的事，那要么是因为他采取了错误的理论前提，要么是因为他不了解现代科学的一系列积极成果——如果他了解这些，在理论上也不会犯错。所有这些都有人以最尖锐的形式对他说过。”[同上，第216页]（斜体为我所加。——叶·伊）

亚·亚·季诺维也夫谈应当严惩埃·瓦·伊里因科夫，以儆效尤：“像卢卡奇那件事——他在大会上发言——就该狠狠教训他一顿，让他记一辈子。”[同上，第217页]（斜体为我所加。——叶·伊）

亚·亚·季诺维也夫谈埃·瓦·伊里因科夫的文章：“这里还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重要细节：我们完全没有对自己著作的内部批评。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发表了一篇严肃文章，在国外引起广泛反响。我们这里实质上没有对这篇文章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哲学问题》的态度却是这样的：我和彼·瓦·塔瓦涅茨试着写文章批评伊里因科夫的文章，结果我们的稿子没有被采用。除此之外，还必须建立起这种批评，让人们看清我们苏联国内对所有这些材料的态度。否则就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人在我们这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人们便可能认为，整个苏联都没有力量能够发现文章中的错误，或者提出某种更严肃的东西。”[同上，第235页]（斜体为我所加。——叶·伊）

我不扮演指控者的角色，因为我完全明白，那就是时代规定的游戏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同现实的人际关系处于不同的维度。证据就是：在所有以今天眼光看来荒唐的公开党内羞辱过后，伊里因科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友谊仍未中断。

然而，那些话终究说出了口。它们原本可以不同。也可以保持沉默。现在看看将近20年之后，伊里因科夫在类似情形下如何表现。

“季诺维也夫事件”：1976年

季诺维也夫在《一个叛离者的自白》中列举了自己交往圈中的人物：亚·博文、鲍·施拉金、亚·皮亚季戈尔斯基、尼·科尔扎文、伊·弗罗洛夫、尼·比克宁、尤·卡里亚金、埃·涅伊兹韦斯特内，以及“未来的心理研究所所长瓦·达维多夫，未来的著名哲学家埃·伊里因科夫——他将成为在哲学研究所筹备对我的审判闹剧的委员会成员”[3，第328页]。

现在，我们即将接近终局。所有关于“季诺维也夫事件”的党局和党员大会逐字记录都摆在我面前。让我们弄清伊里因科夫同这场“审判闹剧”究竟有什么关系。

1976年6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未获准前往芬兰之后，召集外国记者接受采访，抱怨苏维埃政权。哲学研究所因这一事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任务是调查季诺维也夫的反苏行为。委员会成员是泰·伊·奥伊泽尔曼、В·С·谢苗诺夫（《哲学问题》主编）和埃·瓦·伊里因科夫。

父亲为什么同意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让他进入委员会这件事本身就是党内耶稣会式的诡计（伊里因科夫与季诺维也夫多年交好，众所周知；也许有人想借参与委员会这件事给伊里因科夫抹上污点）。但另一方面，从今天的立场很难理解党员的行为逻辑，很难理解他们对义务和责任的看法。在当时，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按照当时的理解，友谊不能妨碍党性原则。顺便说，党内游戏的规则同1950年代、同“伊里因科夫事件”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看来，当时的情形近乎镜像。只不过这一次，没有“同同志们商量”的人换成了季诺维也夫自己。

在查阅“季诺维也夫事件”的文件之前，应当指出：从1976年夏季开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不再参加党员大会和党局会议；他交出了党证，也不再缴纳党费。也就是说，他只能从第三者的讲述中了解研究所里真实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些人里一定不乏对伊里因科夫心怀恶意者。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测，这些讲述借助上文所说的手法——夸张——经历了某种变形；我们已经知道，季诺维也夫对这种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

举个例子。亚·亚·季诺维也夫写道：“哲学研究所召开大会，一致对我作出公开谴责；我的同事，其中包括与我相交多年的昔日朋友，都要求把我交付审判。”[3，第471页]

我要断言：哲学研究所的党员大会上，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到作为司法机关的法庭。谴责当然是有的——可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有意识、有步骤地追求的，不正是这个吗？他需要殉道者和流亡者的光环，而他得到了。

1976年7月7日，研究所党局召开会议。除其他议题外，议程中还有一项：“因季诺维也夫的行为而成立的委员会之结论。负责人：奥伊泽尔曼·泰·伊。”[12]这次党局会议只讨论了季诺维也夫因未获准前往芬兰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一事。除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的发言外，其他引文均有删节⁸。

泰·伊·奥伊泽尔曼：“昨天，我们委员会成员开了会，并同季诺维也夫·亚·亚谈了话。他说自己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地做了这件事〔接受采访〕，还说自己事先警告过党局书记格拉西莫夫·伊·加。我们努力理解他，却无法理解。他认为自己是全国杰出的逻辑学家，当选了芬兰科学院院士。别人对他说，对他没有任何意见，可每次都不让他出国。我们说这种行为是反党的，他一概拒绝，还说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

“……谈话结束时，他说：‘我累了，讨论够多了。’

“我们必须避免一场意识形态丑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敌手。”

埃·瓦·伊里因科夫：“我的意见相同。”

党局决议：“1. 委员会的报告予以备案。2. 责成委员会补充完善季诺维也夫个人案件的材料，重点关注其行为和观点演变。”[同上]

我要指出，在这次党局会议上，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总共只说了一句话。以下事实同样值得注意：父亲同意加入委员会时，季诺维也夫在国外出版著作的消息尚未传来（该书于1976年9月出版）；党局的决议也完全没有谈到把他开除出党、解雇或施以其他惩罚。

可在季诺维也夫的书中，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委员会坚持要我宣布西方报刊和广播的报道纯属虚构，并许诺让我留任，只在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我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他们迅速把我解雇了。”[3，第467页]

1950年代末（？）。仍是朋友。左起：埃·伊里因科夫、亚·苏博京、彼·塔瓦涅茨、亚·季诺维也夫

下一次讨论“季诺维也夫事件”的党局会议在秋季举行。此时，主要议题已经变成《裂开的高地》的出版[13]。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其他几名所谓委员会成员也一样没有出席。伊·加·格拉西莫夫和鲍·谢·乌克兰采夫向与会者介绍了《裂开的高地》的内容。不难理解，他们的“评论”完全是否定性的。会上提出了惩罚措施：开除党籍，剥夺学术头衔和政府奖励，解除研究所职务。决议部分只收入了开除党籍的提议，并获一致通过。

最后是这场戏的终幕——研究所党员大会。大会于1976年12月2日召开[14]。议程第二项是亚·亚·季诺维也夫的个人案件。其罪状是：接受外国广播电台采访，随后又由瑞士出版社出版《裂开的高地》。该书在国外出版后，案件出现了新的转折。党局关于开除季诺维也夫党籍的决议宣读之后，鲍·谢·乌克兰采夫获得发言机会，谈起自己阅读此书的感受（这些感受相当阴郁）。

接着发言的是季诺维也夫事件委员会主席泰·伊·奥伊泽尔曼。以下是他的发言摘录：“党局成立了由伊里因科夫、谢苗诺夫、奥伊泽尔曼组成的季诺维也夫事件委员会。我们一得知他接受了资产阶级记者采访，便于7月6日把他叫到委员会会议上，当时还不了解表明他是社会主义敌人的其他全部事实。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从1954年起就是党员，怎么会向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抱怨苏维埃政权机关不准你出国访问？季诺维也夫回答说，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他事先深思熟虑才采取了行动；在会见资产阶级记者的几天前，他已警告研究所党局书记，说自己会制造一场巨大的丑闻；今后他还打算采取同样的行动。

“这样，我们当即便清楚地看到，面前这个人已经有意识地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季诺维也夫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骇人听闻的自负声称：他是苏联唯一真正的逻辑学家，全世界都知道他；他解决了最困难的逻辑问题，所有其他苏联逻辑学家都是无知之徒或骗子，等等。

“……季诺维也夫所在的研究室为什么没有向党局报告他的情绪？那些情绪看来毕竟以某种方式表现过。党局为什么多次推荐他出国访问？季诺维也夫的一部著作曾在报刊上受到严厉批评，却又为什么获得哲学研究所一等奖？两年前为什么推荐季诺维也夫进入党局？……所领导和党局为什么推荐他获得奖章？”[14，第12—13页]

随后，亚·列·苏博京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评季诺维也夫的理论观点，也指责他有“疯狂的野心”[同上，第14—21页]。接着，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获得发言机会。

埃·瓦·伊里因科夫：“在此前〔前述〕几位发言之后，我没有多少可补充的。季诺维也夫是一个采取了极端反苏立场的人。而且不能把责任推给染色体，他从小并不是反苏分子。我不认为他在战争期间或大学时代是反苏分子。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了反苏分子，但他早已用卡尔纳普换掉了马克思。我同季诺维也夫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他同逻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开始嘲弄辩证逻辑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反对党、反对意识形态，而且看来也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在我们同他谈话的当天就已经很清楚。遗憾的是，我今天不能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发言。从7月7日我们向党局汇报以后，委员会一次也没有开过会。五个月时间足以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个案件及其全部情况。季诺维也夫怎么会选择反苏分子的道路，仍然不清楚。我思考的问题是：这在10至15年前有没有可能发生。最近几年，研究所形成了一种氛围，对某些研究室和工作方向吹捧无度，对另一些则横加围攻。在费多谢耶夫、康斯坦丁诺夫、科普宁任内，还能把人们组织起来从事有益、严肃的工作。在这种不正常的氛围中，总会有事情发生。现在果然发生了！”[同上，第22—23页]

无论季诺维也夫后来如何描述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在“处置”和“审判”中扮演的角色，人们都不能不注意到，后者的发言没有任何嗜血之处，也没有要求“狠狠教训〔季诺维也夫〕一顿，让他记一辈子”。伊里因科夫对季诺维也夫唯一的指责属于理论领域——指责他背叛辩证法（实际上，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过去也一直这样做）。不仅如此，伊里因科夫还试图把这场丑闻的责任转到研究所领导和不健康的氛围上，结果他本人立即因此遭到攻击。

冰山

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作了简短发言之后，会议进程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伊里因科夫一贯的对手约·埃列兹开始发言：“伊里因科夫抢在了我前面。我原本准备批评党局不该把伊里因科夫纳入委员会，但他自己已经表示，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委员会成员。我认为，苏博京和伊里因科夫提到的那些原因没有揭示事情的实质。苏博京试图从形式逻辑内部的争论中论证季诺维也夫堕落的原因。……我同样认为，季诺维也夫堕落的真正原因也不在辩证逻辑领域，不像伊里因科夫向我们描述的那样。

“……伊里因科夫刚才宣称，季诺维也夫的堕落发生在约14至15年前，那时他从辩证逻辑转向形式逻辑，用卡尔纳普取代了马克思。但若果真如此，就不明白伊里因科夫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把这场堕落的责任推给只在这里工作了两三年的乌克兰采夫和格拉西莫夫。伊里因科夫认为，脓疮存在了约15年，只是在前几任所长任内没有溃破。真是惊人的逻辑！

“……按照伊里因科夫的看法，如果季诺维也夫是在约15年前滑向反苏立场，那么就应该了解季诺维也夫这一时期的活动，尤其是当时出版墙报的那个小组的活动。还有另一个原因尤其值得回想。乌克兰采夫向我们介绍的书中内容，令我强烈想起那些曾经在理论上遭到揭破的‘偶像’（伊里因科夫知道在何处、由何人揭破）。当我们在研究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异化，机器——其中也包括生产机器——同整个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须消除的偶像……显然，我们在这里也需要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同上，第23—24页]

在埃列兹杂乱的发言背后，一项指控表达得毫不含糊：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的《论偶像与理想》[8]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行为的思想前提。用今天的话说，埃列兹“调转了枪口”。

所长鲍·谢·乌克兰采夫的发言为大会收尾：“同志们！我们准备讨论叛徒季诺维也夫这个问题时，就已经预见到，甚至几乎猜到，一些同志会企图让这个问题转入另一条轨道。这里有一座冰山，水下是它最大的部分，比露出水面的部分更重要。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它开成一场声讨大会，那是不明智的。要更正确地讨论这个问题，党局和所领导就应考虑成立一个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所内正在发生的意识形态过程。季诺维也夫的书详细描写了所里的事情，尤其是同编委会工作有关的事情。我对苏博京未经深思的发言感到惊讶。他纠缠的是表面现象，而我们应当寻找深层原因。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平稳的发展时期。还有另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吸引人们来研究唯物辩证法问题。有些作者养成了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所长的习惯。我觉得激烈情绪已经平息。我们同意你们对著作进行改写和更名。不要再卖弄精英姿态了。我保证会提供安定的环境。”[14，第25—26页]

原苏共莫斯科州委与市委党档案馆、现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档案卷宗（1958）（档案全宗2501，目录1，卷宗41，盒6）

请允许我打断乌克兰采夫所长。他在说什么？什么冰山？好吧，露出水面的尖顶很清楚——那就是季诺维也夫。但水下是什么？谁在“卖弄精英姿态”？什么激烈情绪平息了，又平息到哪里去了？看来，即便是在这场献给季诺维也夫的大会上，他也没能成为唯一的独唱者。遭到清算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的结局已经很清楚：他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杰出异议人士和自由斗士的称号。可是所长同意对谁的著作“改写和更名”？不知疲倦的埃列兹在“针对”谁？难道就在这党内的高光时刻，伊里因科夫又一次成了季诺维也夫的对手？看来确实如此。

让乌克兰采夫把话说完：“必须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提请最高苏维埃剥夺他的奖励。我们的集体中没有叛离者的位置。”[同上]

大会决议：“1. 季诺维也夫·亚·亚在国外出版一本有关苏联社会和苏联科学的诽谤性、恶毒而无耻的书，向资产阶级新闻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实施了反苏、反党行为，现将季诺维也夫·亚·亚开除出苏联共产党。

“2. 建议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领导和学术委员会提请有关机关剥夺季诺维也夫·亚·亚的一切学位、学术头衔和奖励。审议季诺维也夫·亚·亚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季诺维也夫·亚·亚政治堕落的原因，并得出必要结论，以改进本党组织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中的思想教育工作。”[同上]

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些。多年后的今天，知道“归来者”季诺维也夫后来的人生际遇——先受到西方社会宠爱，随后又受到俄罗斯新政权礼遇——若再对那次久远的党员大会决议义愤填膺，实在荒唐。那就是游戏规则，一个以形式逻辑工具充分武装起来的人不可能指望任何其他结局。不仅如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所期待、所盘算的，恰恰就是这一结果。它成了季诺维也夫迈向自己梦寐以求的世界声名的跳板。

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更加难以理解：他对那位毕生忠于自己、忠于所选道路的老友怀有的恶意嫉妒，为何多年以后仍未消失。

* * *

最后再讲一个小插曲。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于1999年返回俄罗斯。那时，我和丈夫在REN-TV的新闻节目工作；我是节目编辑。怎么能不随摄制组去见这位著名的归国异议人士呢！？我当时实在太天真了——甚至可以说太愚蠢！本来应当为见面做好准备，读季诺维也夫的书，“补一补专业基础”。可我以为，凭着对往事、对父亲的记忆，足以进行一次朋友般的会面和简短谈话。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任何“萨沙叔叔”的影子。迎接我的是冰冷的漠然：勉强伸出的手，没有微笑，也没有一句亲切的话。那一刻我认定，他是在向我展示一位世界知名作家的尊贵，把我这个兴冲冲的记者放回了应有的位置。可如今，当我迟了许多年终于钻研过那些“专业基础”之后，却从这段插曲中看出了另一层意思。在某种意义上，女儿“替父受过”，承受了那份难以掩饰的敌意。

可惜我不善于自如运用心理学术语。也许“压抑”（“潜抑”）或“替代”这样的术语适合这里。最后只需说，父亲对季诺维也夫的“背弃”极为痛心。而且，他只数落过季诺维也夫两项罪过——除侮辱辩证法外，另一项就是戒了酒。爸爸认为，正是戒酒扭曲了“萨沙”的人格。不过，对这件事作判断，比搞精神分析对我来说还要困难得多……

参考文献

1. 季诺维也夫·亚·亚：《裂开的高地》。瑞士：L’Age d’Homme出版社，1976年。

2. 季诺维也夫·亚·亚：《科学逻辑》。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1年。

3. 季诺维也夫·亚·亚：《俄罗斯命运：一个叛离者的自白》。莫斯科：中心出版集团，1999年。

4. 季诺维也夫·亚·亚：《斯大林。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主义》，载《人类史前史的终结：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国际科学实践会议材料》，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5月27—29日。鄂木斯克，2004年。

5. 伊列什·叶·埃（作者、编者）、列克托尔斯基·弗·亚、迈丹斯基·安·德、拉斯金·伊·阿：《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从抽象到具体。陡峭的道路。1950—1960》。莫斯科：卡农+出版社，2017年。

6. 伊里因科夫·埃·瓦：《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0年。

7. 伊里因科夫·埃·瓦：《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8. 伊里因科夫·埃·瓦：《论偶像与理想》。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68年。

9. 伊里因科夫·埃、科罗维科夫·瓦：《提纲风波，1954—1955》。莫斯科：卡农+出版社，2016年。

10. 季诺维也夫讲课录像：关于伊里因科夫的片段。网址：https://cloud.mail.ru/public/9vJ7/AA1mor8oy（访问日期：2017年7月14日）。

11. 1974年2月26日党局、所领导和工会委员会第6次联席会议记录，载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全宗2501，目录1，卷宗75，第15页。

12. 1976年7月7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局第16次会议记录，载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全宗2501，目录1，卷宗80，第72—73页。

13. 1976年11月24日哲学研究所党局第24次会议记录，载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全宗2501，目录1，卷宗80，第95—96页。

14. 1979年12月2日〔原文作1979年，应为1976年——译注〕哲学研究所党员大会讨论季诺维也夫同志个人案件的逐字记录，载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全宗2501，目录1，卷宗80，第9—29页。

15. 1958年11月11日哲学研究所党局讨论伊里因科夫同志个人案件的逐字记录，载莫斯科中央国家档案馆，档案全宗2501，目录1，卷宗41，第209—237页。

16. 《哲学解冻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衰落》。莫斯科、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历史出版社，2017年。

注释

1. 伊里因科夫，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1924—1979），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有多部辩证逻辑著作。他是哲学领域“解冻”一代的先驱和公认领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深入研究文化—历史心理学问题，并积极参与在扎戈尔斯克开展的盲聋儿童教育实验。 ↩

2. 季诺维也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922—2006），苏联哲学家，著有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作品。创作晚期研究“逻辑社会学”，并撰写讽刺苏联现实的作品。1978年遭驱逐出境；返回俄罗斯后（1999）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任教并从事社会政治活动。 ↩

3. 此书于1960年以另一书名出版[6]，最初版本则于1997年出版[7]。 ↩

4. “有人把我的书称为21世纪的第一本书。人们把我同拉伯雷、斯威夫特、但丁、法朗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过去许多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我凭这本书闯入文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像一颗流星，立刻跻身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列（报纸上就是这样写的）。假如这本书是在俄罗斯出版的，我必定会取得空前的文学成功。”[3，第486页] ↩

5. 顺便说说斯大林。这里值得提到季诺维也夫的反斯大林主义在21世纪头十年经历的转变：在返乡后的季诺维也夫的报告和文章中，斯大林时期成了苏联历史的顶峰，镇压则变成了国家“自卫”的自然方式[4，第207—215页]。 ↩

6. 亚·亚·季诺维也夫本人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时正是这样解释这一情形的；同时他还宣称，自己是苏联唯一的反马克思主义者[10]。 ↩

7. 米·达·卡马里，当时任该刊主编。 ↩

8. “季诺维也夫事件”党员大会逐字记录的全文将发布在iljenkov.ru网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