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到观念的东西

安德烈·德·迈丹斯基

斯蒂芬·D·申菲尔德译

本文讨论伊里因科夫关于观念的东西及其现象的概念，试图重构思想家本人赋予这一概念的本真含义，并勾勒当代围绕观念的东西概念展开论战的方向。

引言

观念的东西这一范畴构成埃·瓦·伊里因科夫思想始终围绕的轴心。他把观念的东西及其现象视为哲学唯一真正的对象。哲学是关于理念和观念的东西的科学，除此之外别无对象。伊里因科夫毕生研究观念的东西这一范畴的各种形态——价值形式、人格和才能、社会理想，当然还有它自身的逻辑形式。

I

20世纪50年代末，伊里因科夫同哲学研究所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受邀参与《哲学百科全书》（Filosofskaia entsiklopediia）的编纂工程。到第二卷筹备期间，他已经承担辩证唯物主义部分编外编辑的职责。该卷收入了他的七篇条目，其中包括《理想》（Ideal，第一部分）和《观念的东西》（Ideal’noe）。¹

当时，人们习惯以仪式性地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话开始讨论观念的东西：“观念的东西无非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²

这个公式无疑带有激进唯物主义的气息。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改造”（或者也许是“翻译”〔perevod〕？——Übersetzung）；而且，听起来也许奇怪，问题还在于“人的头脑”究竟是什么。伊里因科夫坚持认为，人的头脑是文化的器官，而非自然的器官。观念的东西并不隐藏在颅骨内部。除了大脑以外，任何由人为了人而创造的事物都是它的有形表现。落入人的活动范围的一切都会获得观念的东西的印记；只要活动继续，它们便成为观念的东西的居所和工具。

伊里因科夫把观念的东西规定为“外部事物在主体活动中生成阶段的定在”。³它是摹写事物形式的活动形式，或者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同事物本身分离开来的事物形式。观念的东西只存在于事物形式转化为活动形式以及反向转化的那一瞬间。人的活动一停止，观念的东西也会同时熄灭。

观念的东西是对象的主观存在，是对象不在自身中存在、而在他者中并通过他者存在。“它是不存在、同时又存在的东西……它是存在，却又等于非存在。”⁴黑格尔逻辑中有一个恰当的术语——“异在”（〔inobytie〕，Anderssein）。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观念的价值形式时，使用了拉丁语成语quid pro quo——以一物代另一物。

观念的东西的表现形式如自然本身一样多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的自然身体不能成为观念的东西的栖居之所，同样，任何事物的本性都能够以观念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观念的东西是自然界无限而永恒的属性。词语和数、货币和道德诫命、逻辑范畴和艺术形象——全都是观念现实的现象（或者也可以说，是它的样态）。伊里因科夫对它们分别地、也在总体上作过研究。

II

1968年，《哲学问题》第8期（第125—135页）发表了德·伊·杜布罗夫斯基的文章《大脑与心理》（Mozg i psikhika）；文章攻击了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理论以及另一位哲学家费·特·米哈伊洛夫所持的类似观点。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观念的东西之本性的持久论战，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对杜布罗夫斯基来说，“观念的东西”完全等同于“主观的东西”，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现实；它一方面反映外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同人脑状态“在信息上同构”。

在我看来，戴维·巴克赫斯特说“杜布罗夫斯基的‘主观现实’观念再现了笛卡尔自我概念的主要特征”，实在是抬举了杜布罗夫斯基。⁵笛卡尔把心灵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维实体，它同物质事物和事件——包括脑状态——有根本区别；杜布罗夫斯基却把思维视为“神经动力结构”的功能。这是一种极其寻常、甚至可以说庸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与它相比，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反而是一项重要进步。

仅仅三个月后，《哲学问题》就发表了伊里因科夫对杜布罗夫斯基的回应——《心理与大脑》（Psikhika i mozg）。⁶伊里因科夫在这里没有涉及观念的东西概念本身，⁷而是着重讨论人格、才能和天才这类观念的东西的样态，探讨人的生命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心理生理条件解释，又在多大程度上应以社会环境和文化解释。

就在这时，伊里因科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盲聋儿童进行的扎戈尔斯克实验上。⁸他试图以实验方式摸索观念的东西在尚未成为人的“自然”心理内部诞生的时刻，试图亲眼窥见世界上最有趣的奥秘——人的自我出现的行动。进而，他还想理解理念与理想的世界在儿童心灵中形成的规律。

“在这里，我们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能够以近乎数学的精确性记录意识、自我意识、思维、想象、审美感和道德感等现象出现所需的现实条件……人的心理之特有的人类特征的形成过程在这里延展于时间之中，尤其是在最初的、决定性的阶段，因此可以在‘时间的放大镜’下加以考察，仿佛借助慢动作镜头观看。”⁹

人格形成的一般原则对伊里因科夫来说从一开始就极其清楚：既然观念的东西的实体是文化的物质世界，儿童的活的身体就必须通过活动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索科良斯基—梅谢里亚科夫学派的教师正是为此发展出教育者和儿童“共同—分担活动”的方法。这种活动的结构，“使儿童逐渐掌握有意识地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那些为人特有的方式；这些方式物质地体现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创造的事物形式之中”。¹⁰

意识和意志在这里自然地产生，成为人在文化的物质世界中定向的形式；正如简单感觉（空间形象、声音、气味和味道）是生物在外部自然世界中定向的手段。

III

伊里因科夫把自己多年研究观念的东西及其现象的成果，总结在卷帙浩繁的手稿《观念东西的辩证法》（Dialektika ideal’nogo）中。他在这里把观念的东西规定为至少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事物充分表现另一个事物的本质。

自然界中存在各种表现关系，但它们所表现的总是对象的某些外部属性。即使感觉这种自然表现的最高形式，也只把握并保持事物的外部性质。¹¹

然而，只有事物本质——即事物存在的规律和原因——的表现形式，才有权称为“观念的”。而且，这种表现必须纯粹而无条件地充分。人的活动或劳动把自己的对象“翻转过来”，剖开对象显现存在的血肉，清除其本质所沾染的时间渣滓，以观念上纯粹的形式——sub specie aeternitatis——揭示这一本质。

要使一个事物的本质得到观念上纯粹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材料就必须来自某个别的事物的自然身体。事物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另一个事物，后者便成为它的符号。于是，外交官象征性地代表自己的国家，货币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词语则表现文化中各种事物的意义。

观念的东西是在他者中并通过他者作出的表现；而且，它始终是充分的表现，是事物本质本身的表现。这个本质本身是物质的。观念的东西只是人的活动赋予它的“异在”形式。观念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被其本质翻转到外部。

这种人类活动的客观观念形式在意识内部获得主体性，转向自身并反思自身。伊里因科夫指出：“严格说来，只有在个体不得不仿佛从旁边看自己、仿佛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看自己时，意识才会产生。”¹²神庙与雕像、书籍与图画、计算机与乐器，首先还有大脑皮层，成为观念的活动形式借以完成自我反思的工具和“镜子”。

IV

关于观念的东西概念的论战并未随伊里因科夫之死而终结。1984年，米·亚·利夫希茨的一部手稿发表，此后事情出现了全然不同的转折。¹³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利夫希茨〕属于战前的老一代哲学家。他主要研究美学，文笔出众，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心智。利夫希茨很早以前就同伊里因科夫友好交往，但很难理解，他为什么直到朋友死后才开始关于观念的东西的“对话”。

他反对伊里因科夫的要点是：观念的东西不仅存在于人类活动的空间，而且存在于这一空间之外——存在于绝对任何事物内部：“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一切之中。”

利夫希茨把“观念的东西”规定为“感性知觉在经验中给予我们的东西的某些极限……这类极限的例子有理想气体、理想晶体——现实的抽象，人们可以趋近它们，就像边数不断增加的多边形趋近圆一样。宇宙的全部结构……都依靠规范或模型，而这些规范或模型只能通过无穷的逐次逼近来达到”。¹⁴

严格说来，日常话语中称为“理想”的正是这些东西：某物的完美模型，或者某人或某物虽竭力趋近、却不可能成功抵达的地平线。康德把这种关于理想的寻常观念提升到了哲学范畴的地位，¹⁵利夫希茨则追随他的脚步。区别仅在于，康德明智地警告人们不要把超出“可能经验”的现实性归给抽象理想，而利夫希茨却宣布它们是宇宙的现实“支柱”。

伊里因科夫所谓“观念的东西”却是某种完全、完全不同的东西。他追随马克思，用“观念的东西”一词描述一种特殊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或社会的（sinnlich übersinnliche oder gesellschaftliche）”现实。¹⁶这种“表现”现象——以活动使一个对象取代另一个对象，把自身“观念地设定”为他者——并不怎么令利夫希茨感兴趣。

任何对话或争论，只有双方讨论同一对象时才有意义。一切分歧都预设某种默契，至少预设双方对词义的共识。然而，利夫希茨同伊里因科夫的“对话”却以改变术语的含义开始。他的“观念的东西”与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像大犬座同“人类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少。伊里因科夫在现实的人类活动中、在人们之间对象性实践的关系中寻找观念形式，利夫希茨的思想却盘旋于抽象世界，赞叹“理想晶体”。

因此，利夫希茨同伊里因科夫展开的“对话”毫无意义。拉比们同斯宾诺莎讨论上帝时也同样如此：他们赋予“上帝”一词自己习惯的《圣经》含义，可这种含义对哲学家来说十分陌生。斯宾诺莎为了避免这种空洞的“对话”而警告说：“信仰或神学与哲学之间毫无交往，也毫无亲缘关系。”¹⁷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同利夫希茨的“观念的东西”之间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词语相同，所指却是不同的事物。

尽管如此，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场关于观念的东西的伪对话成了大量文章和“伊里因科夫学术报告会”数十场报告的主题，甚至已经出版了一本书。¹⁸

V

观念的东西理论中最尖锐的问题，是观念的东西的充分存在形式问题。伊里因科夫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价值形式，把它称为“最典型、最根本”“纯粹观念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区别性特征，是对自身内容完全漠不关心。“它是直接普遍的形式，对它的‘体现’和‘物化’所采用的任何感性可感知的材料都完全漠不关心。价值形式绝对不依赖它所‘进入’并借以得到表现的商品‘自然身体’的具体特性……它始终以某种方式不同于自身‘体现’的任何物质的、感性可感知的身体，不同于任何有形现实。”¹⁹

这种对观念的东西的逻辑解释，似乎偏离这个词的公认用法以及相关的审美理解；后一种理解把理想看作壮美、崇高和就其自身种类而言完美的东西。许多读过上述文字的人都认为，伊里因科夫的“观念的东西”是一种冷冰冰的抽象逻辑构造，已经同美与道德的原则失去一切亲缘关系。否则，怎么解释伊里因科夫选作观念的东西之典型现象的，不是画布、书籍或乐谱，而是货币这种卑俗之物？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福克勒斯、歌德和莎士比亚赐给货币“价值形式”的一连串贬义称谓。顺便说一句，莎士比亚把黄金称为“人类共同的娼妇”，精细地把握了货币对事物本性的漠不关心这一特征。²⁰

伊·亚·拉斯金作了一个巧妙的审美实验，邀请我们“把价值形式想象成一种艺术形象”。²¹伊里因科夫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中论述价值对自身体现完全漠不关心的那段文字，被拉斯金称为“对恶者、魔鬼、撒旦的精确而完整的描写”。这个人类的邪恶精灵也可以采取它想要的任何外观。黄金获得“黄色魔鬼”的绰号并非没有理由：基督教神话和艺术塑造的“狡猾”诱惑者形象，很容易投射到货币上。

这里值得指出，不仅魔鬼，所有《圣经》中的天使也都能随意化成任何形象。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一位天使以燃烧的荆棘丛形象向摩西显现。古代神话中还可以举出大量正面的“无定形”形象；读者可以在奥维德《变形记》中找到一份详细清单。我至少要提到海豹牧人普罗透斯——这位没有固定面孔、却智慧而善良的希腊神祇。

另一方面，黄金远非总同魔鬼和轻浮女子联系在一起。同一些诗人在提到黄金时，经常使用最高雅的修辞。它甚至被称为“贵金属”，而人类繁荣的理想时代则被称作“黄金时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哲学王的灵魂中必须由黄金占据主导地位。

赫拉克利特把黄金同万物由之产生的原初而永恒的宇宙之火相比较：“万物换成火，火也换成万物，正如黄金换成货物，货物也换成黄金”[B 90 DK]。当然，赫拉克利特所指的不是化学元素金，而是黄金所采取的货币价值形式。这位辩证法的祖父用宇宙万有的生成来衡量这种价值形式。他仿佛以心灵敏感的皮肤感受到“商品—黄金”关系之逻辑规定的普遍性，感受到这种市场关系形式的观念普遍性。可是在那个时代，商品—货币关系距离现实的普遍性还极其遥远，尚不可能变成“世界的经典”。

VI

撇开比喻，我们还可以指出另一个完全而无条件地符合伊里因科夫对价值形式之描述的“事物”。这就是概念，即这个词经典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理解事物本性的形式。只要心灵掌握了概念，概念就在自己无数的物质外观——字母和声音、数和线条、神经元和电子——中永远保持同一。概念和货币一样，可以以魔鬼般的轻易改变外观，同时出现在一千个不同的地方。例如，房屋概念同时存在于建筑师头脑中、他绘制的设计图中，以及依照设计图建成的建筑物的石质“身体”中。

概念中又隐藏着何等的智力诱惑！魔鬼深知这一点：它用知识之树的果实——用概念——诱惑人类始祖：“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任何事情都可能令人厌倦，唯独理解不会——人类灵魂的另一位行家维吉尔就这样赞同了《圣经》中的蛇。

概念是“原汁原味的”观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概念更具有观念性。与价值形式相比，概念显然更有资格获得“最典型、最根本”“纯粹观念的”形式这一称号。不同于概念，价值形式不是人类活动的普遍形式。它只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才获得普遍性质，因此迟早必将失去这种性质。价值形式诞生于商品交换过程，在此以前并不存在；一旦人与人之间的市场关系终结，它也必然消失。

严格说来，它甚至不是一种纯粹观念的形式，因为它没有自己的观念内容。价值形式的内容是人的物质活动——劳动，也就是价值的活的源泉及其“实体”。

马克思谈到价值形式的观念性质时，显然把黑格尔的概念规定（Begriffsbestimmung）作为逻辑模型。我们早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手稿中就能看到货币与逻辑范畴之间的类比：“逻辑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的思辨的思想价值。”²²逻辑范畴同货币相似，都以抽象的态度漠视自己所表现的对象的个别特性，漠视后者的“使用价值”。

对利夫希茨和拉斯金来说，观念的东西的真正尺度是艺术形象。他们也用这把完全不合价值本性的尺度衡量货币。难怪对利夫希茨来说，货币是“一种物质关系”，而对拉斯金来说，它是“观念的东西的一种转化形式”。

然而，即使用关于理想的审美定义——“就其自身种类而言完美”——来观察货币，它也能轻易通过观念性检验。只需在它自身的种类中观察它，也就是严格限制在产生它的商品和交换价值世界内。在这个市场空间中，货币是理想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都向之“抛送秋波”（马克思）的壮美理想。商品投向货币的这些柏拉图式观念目光，无非就是价格。而黄金则成了理想货币。²³

当然，把货币视为一般人类关系的理想是荒谬的。货币只在自身的种类中才是理想：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价值一切可能表现形式中最佳、最纯粹和最高的形式，换句话说，是这个词一切意义上的理想形式。但是，只要我们离开商品关系的空间，货币的全部观念性就会消失——正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在货币形式中得到观念地（ideale——绝对充分地）表现，而货币就是它的观念（ideell）方面。

抽象地把货币看作艺术形象或道德调节器，它就毫无观念性可言。货币只作为价值形式才是观念的，而不是作为感性形式才是观念的。货币作为一种经济范畴是观念的；具体历史的劳动分工和所有制形式在这个范畴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从经济以外的任何观点看来，货币价值形式似乎都没有表现任何重要东西。在审美静观面前，货币显露出纯粹得彻底、抽象得彻底的虚无，即黑格尔的无（das Nichts）。货币就这样变成魔鬼——“无定形的形象”和“无面孔的面孔”（拉斯金）。

VII

人的观念活动的各种普遍形式中，哪一种最纯粹，哪一种“最具有观念性”？是概念、艺术形象，还是道德规则？

显然，观念存在的这三种“样态”——逻辑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是抽象力量使之彼此分离的，它们不可能分别存在。我们还不妨一致承认，它们全都从属于人的实践活动，从属于既改造外部世界也改造人自身的劳动，只是这种活动的观念方面。伊里因科夫对此有过精彩论述，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讨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

既然观念的东西是表现事物本性的形式，就必须确定它的哪一种样态能够以“最具有观念性”的方式表现事物的本性。我们应当把概念、形象还是价值当作观念现实的尺度？

概念同自己的竞争者相比只有一项优势，但在当前语境中，这项优势具有决定意义。它就是表现事物本性时的绝对自由；概念由于以“魔鬼般的”态度漠视自己的异在而获得这种自由。对概念只有一项要求：它应当充分表达自己对象的本质，换句话说，它应当是真的。概念在观念上具有可塑性的本性，使它能够以绝对任何自然材料表达这种本质。

艺术形象和道德规范都不能夸耀自己拥有这种在表现事物本性方面真正无限的自由。它们同人类活动的感性—物质条件有机融合；这表明，它们赋予事物的观念异在不如概念纯粹和“透明”。然而，它们优于概念逻辑形式之处也恰恰在这里：它们能够直接地、感性具体地感知对象的本质。这就是由艺术和道德培养出来的、甚至在理性思维开始以前就“完整地”把握事情本质的能力。这就是“直觉”；没有它，任何新概念都不可能产生。²⁴

这三种我们以真、善、美之名知晓的观念的东西的普遍样态合在一起，塑造人的心灵——人格。人的人格同他的有机身体一样是三维的。在人格中，我们发现了观念的东西直接的现实性——黑格尔意义上的“现实性”，也就是已经显现、已经呈现的本质。

注释

1. 20世纪50年代末，热衷于维尔纳茨基“智慧圈”宇宙论的作家伊戈尔·扎别林呼吁科学家创立一门关于观念的东西的理论——“观念学”。他把观念的东西理解为神经组织的一种属性。扎别林回忆道：“在私下交谈中，我成功说服我的哲学家朋友埃·瓦·伊里因科夫，从一般哲学角度深入研究观念的东西问题。结果，他为《哲学百科全书》撰写了《观念的东西》条目”（I.M. Zabelin, Chelovechestvo—dlia chego ono?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70, Essay 2）。 ↩

2. K. Marks [Marx] and F. Engel’s [Engels], Sochineniia (Moscow: Politizdat, 1955–1981), vol. 23, p. 21. “Das Ideelle nichts andres als das im Menschenkopf umgesetzte und übersetzte Materielle,”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erlin: Dietz Verlag, 1962), vol. 23, p. 27. ↩

3. “Ideal’noe,” in Filosofskaia entsiklopediia (Moscow: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1962), vol. 2, p. 222. ↩

4. “Ideal’noe,” 1962. ↩

5. D. Bakhur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From the Bolsheviks to Evald Ilyenkov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0. ↩

6. Voprosy filosofii, 1968, no. 11, pp. 145–55. ↩

7. 这并不是因为他像巴克赫斯特所猜测的那样，“认为杜布罗夫斯基的理论不值得认真反驳”（Bakhurst,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p. 241）。伊里因科夫不仅在《哲学百科全书》中、尤其还在《观念东西的辩证法》（Dialektika ideal’nogo）中，同关于观念的东西的经验主义理解展开了严肃论战；后者有相当大的批评篇幅直接针对杜布罗夫斯基的观点。 ↩

8. 此处指亚·梅谢里亚科夫对居住在扎戈尔斯克儿童之家的50名盲聋儿童进行的教育实验。——原书编者 ↩

9. E.V. Il’enkov, “Psikhika cheloveka pod ‘lupoi vremeni’,” Priroda, 1970, no. 1, p. 89. ↩

10. E.V. Il’enkov, “Stanovlenie lichnosti: k itogam nauchnogo eksperimenta,” Kommunist, 1977, no. 2, p. 74. ↩

11. 这里说的是有机的感性，暂不涉及人的那些观念感觉；马克思说，这些感觉已经成为理论家了：“Die Sinne sind daher unmittelbar in ihrer Praxis Theoretiker geworden” (K.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Werke, Ergänzungsband Erster Teil, p. 540)。 ↩

12. E.V. Il’enkov, “Dialektika ideal’nogo,” in the current publication [Logos]. ↩

13. Mikhail Lifshits, “Ob ideal’nom i real’nom,” Voprosy filosofii, 1984, no. 10, pp. 120–45. ↩

14. Lifshits, “Ob ideal’nom,” p. 123. ↩

15. “对理性来说，理想是一切事物的原型；这些事物……虽然或多或少地接近它，却仍然无限地不能同它相比”（从俄文译出；I. Kant, Sochineniia [Moscow: Mysl’, 1964], vol. 3, p. 508）。 ↩

16. 参见 Marks and Engel’s, Sochineniia, vol. 23, p. 82；Werke, vol. 23, p. 86。 ↩

17. “Inter fidem, sive Theologiam, et Philosophiam nullum esse commercium, nullamve affinitatem”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Hamburg: apud Henricum Kunraht, 1670], p. 165). ↩

18. G.V. Lobastov, ed., Ideal’noe: Il’enkov i Lifshits, (Moscow: RGGU, 2004). ↩

19. Il’enkov, “Dialektika ideal’nogo,” in the current publication [Logos]. ↩

20. Timon of Athens, Act IV, Scene III. ↩

21. I.A. Raskin, “Razlichat’ dukhov (den’gi i khudozhestvennyi obraz),” in the current publication [Logos]. ↩

22.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p. 156. “Die Logik—das Geld des Geistes, der spekulative, der Gedankenwert des Menschen und der Natur” (Werke, Ergänzungsband Erster Teil, p. 571). ↩

23. “Ideelles Geld oder Wertmaß wurde das Gold” (Das Kapital, p. 123). ↩

24. 关于这一点，参见 E.V. Il’enkov, “Ob esteticheskoi prirode fantazii,” Voprosy estetiki, 1964, no.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