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欧洲人”埃·瓦·伊里因科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安德烈·迈丹斯基

摘要

本文追溯伊里因科夫哲学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与逻辑联系，并考察其哲学当今在西方的接受方向。文章特别关注伊里因科夫同卢卡奇及德拉·沃尔佩学派的交汇点与分歧点。

关键词：伊里因科夫；辩证法；辩证逻辑；矛盾；具体抽象；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科莱蒂。

从他的事业和心灵志向来看，埃·瓦·伊里因科夫属于“俄罗斯的欧洲人”这一类人：他们以欧洲方式思维，却又不是狭义的“西方派”。他认为，当代西方非古典哲学发展的主流道路都是思想的死胡同。使他成为欧洲人的，并不是接受和接纳那道来自西方的“光”（ex occidente lux）的意愿，而是一种康德式的、永不平息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又同对人的人格及其劳动、理性和文化的强烈尊重感结合在一起。

伊里因科夫以古日耳曼名字“埃瓦尔德”命名，自幼便向往西欧文化，尤其是德国文化。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在音乐方面，则是理查德·瓦格纳。¹ 他案头常备的书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部在苏联遭禁的小说被伊里因科夫称作“杰作”，他还根据德文版将其译出供自己阅读。伊里因科夫哲学继承了西方古典哲学的问题领域，并从头到尾浸透着它的精神和它的逻辑。

西方哲学之所以取得其最卓越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它遵循了斯宾诺莎的箴言：不要悲泣，不要嘲笑，不要诅咒，而要理解。俄罗斯哲学却忽视了这一命令，以牺牲逻辑思维为代价，培育一种对世界的情感性知觉。俄罗斯哲学家能从德国唯心主义最抽象的构造中“嗅到血腥味”（别林斯基）。认识论始终不过是宗教伦理学说和社会政治学说的婢女。

从开始研习哲学的那一刻起，伊里因科夫便一直逆流而行。他毕生所从事的是逻辑学——他喜欢把这个词的首字母大写——即一门研究观念世界之规律的科学，或者说“观念的东西的辩证法”。而伊里因科夫全部哲学的中心则是人格，它是观念的东西的直接而具体的现实，是“以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遍物”[伊里因科夫，1984，第356页]。

毫不奇怪，俄罗斯官方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把伊里因科夫视为异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起初却把他当成自己人。意大利共产党这一西方最大共产党的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以及哲学研究所所长、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托多尔·巴甫洛夫，在得知伊里因科夫因在认识论上“歪曲”哲学对象而被逐出莫斯科国立大学后，都公开为他辩护。² 伊里因科夫的第一篇论文[伊里因科夫，1955a]立即被译成意大利文[伊里因科夫，1955b]。《哲学问题》编辑部收到苏意文化关系协会秘书翁贝托·切罗尼博士的来信，信中说，意大利哲学家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卢乔·科莱蒂和朱利奥·彼特拉内拉希望阅读伊里因科夫的其他著作，并同作者通信。

芬兰研究者韦萨·奥伊蒂宁认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对伊里因科夫著作的“特殊热情”——切罗尼如是说——既源于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去斯大林化的期待，也源于他们寻找盟友的愿望：马克思《巴黎手稿》发表以后，他们正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然而，双方的分歧实在太大。德拉·沃尔佩学派的哲学家“希望发展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立场很难同伊里因科夫的黑格尔主义取向相调和；伊里因科夫不仅不排斥辩证法，反而力图使之成为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手段。由此，德拉·沃尔佩和伊里因科夫虽然都在摆脱辩证唯物主义，却遗憾地走向了不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这两股批判思潮彼此并不相容”[奥伊蒂宁，2005，第228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立场最接近伊里因科夫。伊里因科夫曾同自己的两名学生合写一篇充满热情的评论，评介卢卡奇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泽伊杰尔、伊里因科夫、瑙缅科，1956，第181—184页]。他们一起把这本书译成俄文；不久，其中论述耶拿时期黑格尔经济观点的一章便发表于《哲学问题》。此前不久，他们曾写信给卢卡奇，请求允许发表译文，并询问他如何看待 Entäußerung（外化）与 Entfremdung（异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半年以后，即1956年秋，匈牙利起义爆发。卢卡奇曾在纳吉·伊姆雷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长，因此他的著作已不可能以俄文出版。十年后，伊里因科夫及其同伴再次尝试翻译卢卡奇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但第二个译本同样未能在伊里因科夫生前问世[卢卡奇，1987]。

这一翻译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谢·尼·马列耶夫后来写了一部专著，在苏联哲学史中勾勒出一条从卢卡奇通向伊里因科夫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路线[马列耶夫，2008]。两人在理解辩证法范畴方面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被视为“黑格尔主义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庸俗思潮，也都因此受到意识形态迫害。但是，马列耶夫忽略了一个事实：伊里因科夫和卢卡奇对哲学对象的看法存在最根本的差异。卢卡奇的哲学始终远远超出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范围，“晚年”卢卡奇对此直言不讳。他感叹道：“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一直支配着哲学思想，而这种支配地位还远未成为过去。”为证明“解决世界问题时诉诸本体论的不可避免性”，他援引了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卢卡奇，1991，第34—35页]。

伊里因科夫对“本体论”深恶痛绝，并认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分本身就是虚假的。这一区分建立在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彼此不同的观念之上，即认为现实无论如何都会在理性的“镜子”中遭到扭曲和折射——借用弗·培根的比喻来说。伊里因科夫则捍卫唯物主义的“存在与思维同一”原则。思想同现实的任何关系，都不是别的，而只是现实同其自身的关系在观念中的表达；而这里所说的不是本体论家谈论的“一般”现实，而是具体历史的现实，即“社会存在”。

哲学家以“存在的普遍规律”为名描绘的，要么是他们自己受到历史限制的思维之抽象图式，要么是当代科学现成的思维图式。在前一种情况下，哲学家止步于“自我论式”的思辨；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则变成靠别人的思想维生的男妓，模仿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思维方式，连同他们的一切幻想和偏见一并照搬。这两条哲学道路可以有条件地称为“胡塞尔路线”和“孔德路线”。

经济科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戴着“哲学家的眼镜”观察社会生活，是向后退一步，是从具体下降到抽象，是从“历史科学”退入“意识形态”领域。在伊里因科夫看来，本体论是辩证法的病态。健康而自然的辩证法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是逻辑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这一点上，伊里因科夫是卢卡奇的直接对手。

与伊里因科夫同时，德拉·沃尔佩也在建构一种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德拉·沃尔佩，1950]；其中没有从“存在的普遍规律”推导具体事物的位置。卢乔·科莱蒂在伊里因科夫第一部著作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指出，用“本体论”思辨取代具体科学研究的恶习，会导致“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形而上学，而这正是当代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典型特征”[科莱蒂，1961，第XXII页]。

这部著作写于1956年，最初题为《科学理论思维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然而，作者的“信用记录”——异端分子的名声、被逐出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经历，以及在匈牙利事件前夕传播卢卡奇思想的行为——使这本书的出版极其困难。它的文本对于“辩唯派”而言，也像红布之于公牛。当时担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彼·尼·费多谢耶夫院士看过校样后，下令拆毁已经排好的铅字版。

不久，手稿出现在西方，到了米兰的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吗？伊里因科夫本人如此声称；但在那个年代，承认自己把著作寄往国外，而且还是寄往出版过《日瓦戈医生》的出版社，无异于毁掉自己的一生。据伊里因科夫大学时代的好友阿·弗·波将金说，是《晚邮报》驻莫斯科记者、意大利人阿里戈·列维窃走了《辩证法》手稿。列维后来获得多项重要新闻奖，并获授意大利共和国功绩勋章大十字骑士级。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人会窃取手稿，而西方出版商会未经作者许可将其出版；尤其是，此后多年间伊里因科夫还一直同列维保持友谊。³

瓦·阿·列克托尔斯基的说法听起来更可信：“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去世恰好十五年后，我在一次活动中结识了一位意大利教授。他告诉我，当年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与伊里因科夫之间发生的事情同他有直接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这位意大利人还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也是一名青年共产党员。伊里因科夫曾在学生面前作报告。意大利人觉得他的发言很有意思，便请求到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家里讨论一些问题。伊里因科夫告诉他，自己刚写完一本即将出版的书。那名学生请伊里因科夫把打字稿借给他仔细阅读。他读后欣喜若狂，便把文本寄给了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

“出版社将其译成意大利文并开始筹备出版。伊里因科夫这时已经知道意大利文版正在准备，但反应很平静，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很快也会由我们的出版社出版。谁知帕斯捷尔纳克事件突然爆发……我所说的这个意大利人名叫维托里奥·斯特拉达，他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俄罗斯文化史专家，20世纪90年代曾任意大利驻莫斯科使馆文化参赞。”围绕帕斯捷尔纳克的风波开始后，伊里因科夫主动到研究所党委说明情况。“他们强迫他给意大利方面写信，拒绝在那里出版此书；又给予他党内处分，并拆毁书版。伊里因科夫进了医院，后来又去了疗养院（我还去那里看过他）。”⁴

这本书最终还是出版了。在赠给好友科罗维科夫的题赠本上，筋疲力尽的作者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Едвальд”。那时，在上级和十几名审稿人的压力下，伊里因科夫已经重写并删去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删除了最具“黑格尔主义色彩”的段落和对形式逻辑的批评。他又补写了一些新内容，并把书名改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莫斯科，1960年）。

翌年即1961年，意大利文译本也出版了。序言作者卢乔·科莱蒂当时还不甚知名；他与伊里因科夫同龄，都生于1924年。三年后的1964年，他退出共产党，最终成为卡尔·波普尔式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批判者。⁵ 但在20世纪60年代，科莱蒂仍试图清除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害影响。

在这篇长达52页的序言中，科莱蒂阐述了自己关于辩证法和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观点。他从批评黑格尔转向批评“辩唯”的“古老而矛盾的形而上学”，并以苏联哲学家马克·罗森塔尔研究《资本论》逻辑的著作为例；直到序言末尾，他才用四页篇幅评论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他的评价相当友善：“尽管伊里因科夫的文风有些经院式的直截了当，但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研究所具有的诚实和独创性”[科莱蒂，1961，第LVI页]。

科莱蒂希望伊里因科夫并非孤立的个例，希望这本书只是“青年苏联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第一只春燕，这个学派正在“回归对马克思著作的严肃分析”。“在这一代青年作者中，伊里因科夫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看来是最有趣的一位。首先，因为他的书提出了《资本论》的‘逻辑’问题；这一问题无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是特别在苏联，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因为他的研究涉及这样一个主题：意大利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线长期以来一直牢固地同它联系在一起，即马克思著作中的规定性抽象，或者说历史的、具体的抽象”[同上]。

科莱蒂所指的是由他的老师德拉·沃尔佩开辟的路线。德拉·沃尔佩把黑格尔的“一般抽象”（astrazioni generiche）同“规定性抽象或历史抽象”（astrazioni determinate o storiche）对立起来；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考察了后者的发生。伊里因科夫则把它们称作“具体抽象”。形式抽象所把握的只是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特征，具体抽象所固定的则是事物作为同一整体之诸环节的具体相互联系。借助这些更高层次的抽象，最初彼此分离的事实仿佛“生长到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一种“总体”。

“抽象地思维根本不是优点，恰恰相反，这是缺点。全部奥妙都在于具体地思维，在于通过抽象表达事物具体而特殊的本性，而不是仅仅表达相似性，或不同事物之间的一般东西”[伊里因科夫，1997，第396页]。

要在理论上理解每一个历史时代，都需要一套属于该时代自身的特殊抽象，它们表达这一时代最简单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把这种抽象称作“在实践上真实的”（praktisch wahr）抽象。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由此成功地“使哲学逻辑成为一门实验—历史科学”[德拉·沃尔佩，1972—1973，第553页]。德拉·沃尔佩和早期科莱蒂把马克思对逻辑学的改造视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伊里因科夫则把它理解为对黑格尔发现的、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所作的唯物主义重新阐释。这种理解也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伊里因科夫部分赞同科莱蒂对黑格尔的批评：不应把辩证法公式变成“先验图式”，用它们取代对现实中具体过程和现象的研究。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这种原罪，也被“辩唯”的巨擘们继承下来——伊里因科夫点出三个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毛泽东。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退化为本体论，变成例证与三段论的总和：某条“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充当大前提，经验材料和“具体”科学的数据则充当小前提。

“科莱蒂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确实可能产生一种令人厌恶的后果，即被它迷住的心灵会对现实事物的整个世界，对经验给予的事实、事件和现象，采取傲慢而轻蔑的态度”[伊里因科夫，1991，第123页]。青年马克思正是因此批评黑格尔。逻辑的事情不应遮蔽事情的逻辑。伊里因科夫和科莱蒂都清楚地理解并一再强调这一点。在这里，他们结成共同阵线，反对黑格尔和“辩唯”。正因如此，科莱蒂把伊里因科夫视为盟友，称他是苏联哲学家中“最缺乏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人之一”，尽管“他（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表现出对《大逻辑》的精深知识”[科莱蒂，1961，第LVII—LVIII页]。

不过科莱蒂坚持认为，伊里因科夫终究没有彻底同“辩唯”和黑格尔决裂，他的书中仍保留着未能根除的黑格尔主义残余，首先便是关于矛盾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主张。在这一点上，科莱蒂与伊里因科夫存在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伊里因科夫则把在科学思维中全面禁止矛盾的做法，视为形式逻辑即亚里士多德—经院逻辑的返祖现象。

“归根结底，事情总是表明，试图建构一种没有矛盾的理论，只会堆积起新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比那些似乎已经消除的矛盾更加荒谬，也更加无法解决。……辩证方法和辩证逻辑要求我们，不但不能害怕对象的理论规定中出现矛盾，反而必须有目的地寻找并准确地固定这些矛盾。当然，这不是为了在事物的理论规定中堆起二律背反和悖论的高山，而是为了找到它们的合理解决。要合理解决理论规定中的矛盾，唯一的道路就是追踪这些矛盾如何通过对象性的客观现实本身的运动，通过‘自在’事物世界的运动和发展得到解决”[伊里因科夫，1960，第232—233页]。

在当代西方文献中，有时可以看到对《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的高度评价。例如，著名苏联哲学研究专家詹姆斯·斯坎伦在《二十世纪哲学家传记辞典》的“伊里因科夫”词条中指出，这本书“成为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某种教科书”，其作者也由此获得声誉，被视为“后斯大林时代苏联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辩证方法研究者”[《传记辞典》，1996，第362页]。

古典德国哲学多部著作的作者和编者、塞浦路斯裔美国学者内克塔里奥斯·利姆纳蒂斯指出，伊里因科夫开创了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这一工作很快在德语文献中由R. Bubner、H.J. Krahl、F. Kuhne、R. Meiners、G. Quass、J. Zelený等人延续，过去二十五年间又在英语和法语文献中由M.E. Meaney、F. Moseley、T. Smith、H. Uchida、R. Fausto等人延续。时间证明，在伊里因科夫与科莱蒂的论争中，伊里因科夫是正确的：“如今，人们已普遍承认马克思这部巨著具有黑格尔主义性质”[同上，第351—353页]。

此外，利姆纳蒂斯认为，伊里因科夫提供了“世界文献中无可争议的最佳矛盾解释”，也对黑格尔的抽象与具体概念作出了“最优秀、最全面、却令人遗憾地未获应有重视的解释”[利姆纳蒂斯，2008，第109、299页]。

20世纪60年代中期，伊里因科夫参加了萨尔茨堡和布拉格的黑格尔大会，并收到美国圣母大学“马克思与西方世界”研讨会的邀请。苏联当局不允许他赴美，但他的论文最终还是被寄到会场，并收入研讨会论文集[伊里因科夫，1967，第391—407页]。

在三次面向西方的报告中，伊里因科夫都讨论了社会分工造成的异化及其消除条件。他坚持说，异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有的，是存在的。伊里因科夫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的所有制形式，不过是对私有制的“形式—法律上的否定”。换言之，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只在形式上、纯粹在法律关系上才是“公共的”；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仍然是私人的。真正扬弃异化，是把私有财产转变为“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成员的实际财产”的过程，而绝不等于由国家——这个“同构成它的每一个个人相对立的非人格有机体”——垄断社会财产[同上，第106页]。

这样的段落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查，因此被从伊里因科夫提交给美国研讨会的论文中删除。研讨会组织者得到的通知是，伊里因科夫因“住院治疗”而无法到会。

从布拉格会议论文《黑格尔与异化》中可以看出，伊里因科夫密切关注着欧洲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然而，他参与这些争论的尝试都失败了：那些回应科莱蒂批评、同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论战、同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论战的手稿，都未能在伊里因科夫生前发表。⁶ 审查制度严密封锁了他同欧洲哲学界展开对话的一切努力。

不过，伊里因科夫大概也很难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变的总体“潮流”。即使身处西方，他很可能仍会是一个局外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引领者要么为了形式逻辑而否定辩证法，要么试图使辩证法同形式逻辑相调和；他们把辩证法从自然界中驱逐出去，把它的适用范围限制在“社会存在”领域。

在伊里因科夫看来，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想的符号表达形式的科学。在语言领域，形式逻辑的规律完美地发挥作用，“但说话并不等于思维，否则最能说会道的人就应当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费尔巴哈，1846，第199页]。伊里因科夫常常引用费尔巴哈这句“略显粗鲁、却完全公正”的话。辩证逻辑教人获取思想，形式逻辑则只教人正确地表达思想。辩证法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形式逻辑对于现实事物的了解，并不比算术对于天上星星数目的了解更多。

20世纪60年代，伊里因科夫同路易·阿尔都塞及其一批年轻追随者（P. Macherey、A. Matheron、E. Balibar、B. Rousset等）同时开始阐发斯宾诺莎主题，即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先驱。伊里因科夫与阿尔都塞都最为看重斯宾诺莎具体地思维的努力，也都批评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化”抽象与具体、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宾诺莎文本中寻找的是抵抗黑格尔辩证法的解毒剂；伊里因科夫则把斯宾诺莎的名字同黑格尔和马克思并列写入辩证逻辑史。

自20世纪80年代起，列·谢·维果茨基关于人格形成的文化—历史理论在西方日益流行。伊里因科夫认同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他的大部分晚期著作都讨论心理学和教育学问题，⁷ 从心理与人格的一般概念，一直到盲聋儿童教育的方法。在西方了解并重视伊里因科夫著作的人中，心理学家多于哲学家。有关伊里因科夫的引文不断出现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研究中，尤其常见于芬兰于尔约·恩格斯特伦学派研究者的著作。⁸ 不过，西方心理学家理解伊里因科夫思想的深度，至少目前还不甚令人满意。

20世纪末，剑桥和赫尔辛基先后出版了两部讨论伊里因科夫思想的著作[巴赫斯特，1991；奥伊蒂宁编，2000]。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分析哲学立场，而伊里因科夫本人对分析哲学极为蔑视，批评时也从不斟酌措辞。尽管如此，正是在这些著作中，西方哲学家同伊里因科夫及其俄罗斯追随者之间第一次展开了严肃而相当深入的对话。这场对话后来又延续到《东欧思想研究》（2005年第57卷）和《俄罗斯哲学研究》（2010年第48卷）的伊里因科夫专题中，也延续到每年举行的伊里因科夫纪念研讨会上；德国、芬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曾多次参加这一会议。

当今西方最具权威的伊里因科夫哲学研究专家，是赫尔辛基大学的韦萨·奥伊蒂宁和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大卫·巴赫斯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肖恩·塞耶斯也高度评价伊里因科夫的著作：“现有（西方。——А.М.）苏联哲学研究文献几乎不提伊里因科夫。然而，他是战后时期苏联最重要、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他发展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和辩证法解释，这种解释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吸引力。”⁹

布里尔出版社刚刚出版了附有评论和一批新研究的《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完整版英译[《观念东西的辩证法》，2014]。同一家出版社还在准备出版伊里因科夫论黑格尔著作的英译文集。近年来，在拉丁美洲，他的著作不断出现新的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译本。看来，这些著作已经不只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也正在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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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尔巴哈，1846：Feuerbach L. Sämtliche Werke. Leipzig, 1846, Bd. 2.

注释

1. 他的妻子回忆说：“他没有一天不听瓦格纳，甚至在打字时也听。睡前他不读小说，而是阅读瓦格纳歌剧的总谱。”（《回忆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莫斯科：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2004年。） ↩

2. “1954年4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青年教师科罗维科夫和伊里因科夫提出了《关于哲学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联系问题》的提纲；它仿佛是那些早已在哲学系酝酿成熟的歪曲的总结。”（《关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检查结果的报告》，苏共中央科学文化部部长阿·鲁缅采夫签署。见 www.caute.tk/ilyenkov/biog/ck.html。） ↩

3. 波将金档案中保存着一张1964年的照片：列维同伊里因科夫一行在莫斯科近郊散步。见 www.caute.tk/ilyenkov/arch/avp1964a.jpg（照片中最后两人是列维和伊里因科夫）。 ↩

4. Б.И. Пружинин同В.А. Лекторский的访谈《论生活与哲学》，载《哲学问题》2012年第8期。 ↩

5. 关于科莱蒂思想的演变，参见[坦博西，2001]。 ↩

6. 参见收入[伊里因科夫，1991]的《辩证法的顶峰、终结和新生》《黑格尔与“异化”》《论亚当·沙夫理解的“人的本质”与“人道主义”》三文。 ↩

7. 伊里因科夫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已有英文文集（见 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vol. 45, no. 4, 2007）；较长的手稿《心理学》也已刊于 Russian Studies in Philosophy, vol. 48, no. 4, 2010, pp. 13–35。 ↩

8. Yrjö Engeström是赫尔辛基大学活动理论与发展性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

9. “现有苏联哲学研究文献几乎不提伊里因科夫。然而，他是战后时期苏联最重要、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他发展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和辩证法解释，这种解释具有持久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吸引力。”[塞耶斯，1992] ↩